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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文） 九、一个经过改进的因果关系分类体系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改进后的因果分类体系：
1） 甲是乙的充分原因（有甲必有乙）
2） 甲是乙的必要原因（有甲才有乙）
3） 甲是乙的充分必要原因（有甲才有乙，且有甲必有乙）
4） 甲是乙的部分原因（有甲未必有乙，且不必有甲亦可有乙，但甲的有或无影响乙的有或无）
5） 甲非乙的原因（有甲未必有乙，不必有甲亦可有乙，且甲的有或无不影响乙的有或无。） 这一改进后的因果分类体系显然比旧的体系更为完整。当这一改进被溶和进各级各类学校的语文、社会、逻辑、哲学、科学方法论等各种教学中去的时候，当会有助于人们的判断、思维、讨论、决策、行为的进一步精确化、科学化。 在本文已分析的积肥与股票两例外，这儿再从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中举一例：
“天宝（孩子）… 问: 我向他（生父）要生活费，他就给了我一刀，难道这也是我的错吗？
两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在房山公安分局的办公室回答说，这肯定也有你的错，你的父亲打你是不对的，但这里面肯定也有你的错，要不然他怎么会打你呢？” [36] 警察的思维方式虽然看似荒唐，却是符合传统的假言推理理论中隐含的因果分类理论的。首先，警察注意到，孩子做错事往往是挨打的原因；然后，他们判断，这不是充分原因，因为有的父亲不打做错事的孩子（所以他们说打孩子的父亲是不对的）；这样，按照排除、剩余的方法推理，孩子做错事就只能是挨打的必要原因了；既然是必要原因，那就意味着有果必有因；现在已知天宝挨了打，所以警察推断他一定是做错了事。 如果我们能教育千千万万的记者、警察甚至天宝这样的孩子们掌握“部分原因”的概念，他们就可以这样分析：孩子做错事确实往往是挨打的原因；但这既不是充分原因，也不是必要原因，而是部分原因：有的孩子做错了事也没挨打，有的孩子没做错事也挨打；警察从天宝挨打得出他肯定做了错事的结论，思维方法错了！
十、结语：几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改进后的因果分类体系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呢？具体而言，这包含了两个问题： 1）这个体系是否具有包容性 （inclusive）？即，这个体系是否已包含了所有应当包含的因果关系种类？如果有遗漏，当然就应当补入。 2）这个体系是否具有互斥性（mutually exclusive）？即，这个体系内部的五个种类之间有无相互重合的部分？如果有，当然就应当消除。 根据分类学的理论，一个分类体系必须满足包容与互斥这两个条件才是完整的，才能作为进一步精密分析、推理的可靠基础。 在一个完整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设法回答另一个问题：已知的五种因果类型中，哪几种最常出现？哪几种极少出现？我们能否计算它们出现的概率呢？ 这些问题显然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有意义。鉴于篇幅限制，只能留给以后的文章了。 注释 ---------------------------------------------------------------------------[1] 例如，见周秦 、雨藤的报道：〈’处女嫖娼案’二审目击：麻旦旦瘫倒法庭，〉， 《江南时报》，2001年07月19日第三版；转载于《人民网》网站，2001年7月19日08:03，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ehui/44/20010719/515042.html，本文作者（美东时间） 2001年7月20日13:31下载。 [2] 例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37－43页；王利明、杨立新：《中国侵权行为法》，香港：三联书店（香港）， 1997年第1版，第41－43页；杨立新、叶军、孔玲：《财产损害赔偿》，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82－89页；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1月第1版， 第188－208页； [3] 即384-336 BC。关于“零前”的概念，见赵心树：2000究竟属于旧千年还是新千年？--松脱基督的束缚，建立真正的公元〉，载于《世纪中国》网站，2001年1月12日， http://www.csdn.net.cn/century/zhoukan/guanchayusikao/0101/0101121007.htm，本文作者2001年7月20日（美东时间）14:29下载。 [4] 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马兵译自俄文原著，А．С．АХМАНОВ：ЛОГИЧЕНИЕ УЧЕНИЕ АРИСТОТЕЛЯ，Москва， 1960；第278-281页。 [5] 契尔凯索夫：《逻辑》(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8月，第2-3页；周新译自俄文，В．И．Черкесов 著“Логика”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二十五卷(原著出版年不详)。又见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10月，第35-38页；张家龙转译自英译本：Concise History of Logic,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1; Kurt F. Leidecker 英译自德文原著：Heinrich Scholz: Abriss der Geschichte der Logik, Freiburg/Munchen: Verlag Karl Alber, 1931/1959. [6] 英文书名：A System of Logic， 见Johnson, Oliver A.: “John Stuard Mill,” in Ian P. McGreal (ed.): Great Thinkers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p. 360-363. 又见David Pears and Anthony Kenny: “Mill to Wittgenstein” in Anthony Kenn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9-274. [7] 周云之、刘培育、沈剑英、周文英：《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3月, 第170页。 [8] 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187-201页。 [9] 周文英：〈严复和《穆勒名学》的翻译〉， 载于周云之、刘培育、沈剑英、周文英等著：《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167－174页。 [10] 金岳霖：《逻辑》（大学丛书，国立清华大学丛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49年2月第4版 。 [11] 参见斯特罗果维契：《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4月第4版。曹葆华、谢宁译自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49年莫斯科俄文版，М．С． СТРОГОВИЧ, ЛОГИ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дьс тво, Л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１９４９）。 [12] 例如，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逻辑通俗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又如，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又如，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 （《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再如：朱嘉耀、刘秉熔、王亦群等主编（江苏省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组）：《语文基础知识》（“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系列之一），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13] 在教科书中常见的代表假言推理中的充分条件判断的句式有“只要 …就 …”“ 每当 … 就…”“ … 就会 … ”“ 每逢 … 总会 …”“只要 …，… 会…”“ …，…就 …”“ 如果 … 就…”，等等。常见的代表假言推理中的必要条件判断的句式有“只有…才 …”“… 才能…”“ …才 …”，等等。见金阳、何仲田、吴言：《小学语文百段阅读训练 （四年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3-25页；又见汤世雄、宁德琮、陈春瑞、李春旺、朱雅雯、李士珍、林宝珍 （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语文 （第三册）》（“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课本”系列之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6月第2版，第96页、103页、116页；又见姚麟园、徐根荣、金礼福、贾志敏、马恒经、徐鹄（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编：《语文（试用本）》（S版，发达地区版）（四年级第一学期）（“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系列之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49页、76页、80页； 又见上海《一课一练》编写组编：《一课一练》（S版四年级语文）（适用发达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2版）第37页。 [14] 如杨树森：〈新闻工作者要提高逻辑素养〉，载于《新闻战线》第21期， 1999年9月号。转载于《人民网》，http://202.99.23.246/newsline/199909/19990901011039.html，本文作者2001年7月20日（美东时间）10:04 载。 [15] 例如，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05-114页， 第228-241页。 [16]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29页。 [17]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05-114页。 [18] Bateson, Gregory: Mind and Nature -- A Necessary Unity; New York: E. P. Dutton, 1979, pp. 58-59. [19] 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2月,第7-8章,及第98-99页,第119-124页; 陈捷译自英文原著， W. I. B. 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1. [20] Robert Nozick: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75, pp. 436-437. [21] 如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Seventh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Babbie, 1995, pp. 63-79. [22] 见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Seventh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Babbie, 1995, pp. 71-72. [23] 例如，见金岳霖：《逻辑》（大学丛书， 国立清华大学丛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49年2月第4版，第61-76页, 第293页; 又见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又见，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 （《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24] 例如，见朱嘉耀、刘秉熔、王亦群等主编（江苏省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组）：《语文基础知识》（“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系列之一），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1 月。 [25] 见金岳霖：《逻辑》（大学丛书，国立清华大学丛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49年2月第4版，第 61-69页; 金岳霖 、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逻辑通俗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55-61页。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83-189页。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第85-99页。 《逻辑学辞典》编辑委员会编:《逻辑学辞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75－181页，第298－304页。朱嘉耀、刘秉熔、王亦群 等主编（江苏省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组）：《语文基础知识》（“小学教师进修教材”系列之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1月，第424-427页。另据了解,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六位同人编著，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原理》一书，也沿用了这一关于假言推理的传统理论。本文理应予以引用。可惜身在国外，至今尚未亲眼见到此书。还望六位作者及读者见谅。 [26] 见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Seventh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Babbie, 1995, pp. 71-72. [27] 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87-201页。 [28]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于1843年发表《逻辑系统》（A System of Logic ）一书， 在书中提出了这一方法, [29] 周云之、刘培育、沈剑英、周文英等著：《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2年3月，第167-174页。又见： Oliver A. Johnson: “John Stuard Mill，” p. 361, in Ian P. McGreal (ed.): Great Thinkers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p. 360-363. 又见： David Pears and Anthony Kenny: “Mill to Wittgenstein” pp. 242-243, in Anthony Kenn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9-274. [30] 例如，吴家国、苏天辅、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钧、余式厚、且大有 （《普通逻辑》编写组）：《普通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第187-201页。又如，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28-241页。自穆勒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中，求因果的方法论作为西方实证科学方法论 （empirical methodology） 的一部份，在医药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各个实证科学领域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控制实验 (controlled experiment)、多波抽样(panel survey) 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数学分析方法如时间序列 (time series)、统计控制 (statistical control) 、径路分析 (path analysis)、线性系统 (LISREL) 等方法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相形之下，穆勒法作为一种求因果的方法已显得过于粗疏而过时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已超出了本文的中心议题，只能留待以后的文章了。 [31] 见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逻辑通俗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59页。 [32] 见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张尚水：《逻辑通俗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第59页。 [33] 也就是说，我们属于那种“另有职业”的忙人，没有时间与精力每天或每个星期去跟踪股市。我们只能每个月月底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解分析一下股市 的情况，作一些买卖调整。 [34] 是不是只要满足“增加养猪”、“人、牛、 羊、鸡、 鸭所产的肥不严重减少”、 “猪饲料没有严重短缺”这三个条件就能绝对保证增加积肥呢？我们有没有遗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如果有，这些条件当然也属于充分原因的一部分。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影响我们这一节的主要论点：“增加养猪”是“增加积肥”的充分原因的一部分。 [35] 要增加积肥，除了增加人口、增养家畜、增养家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呢。如果有，这些途径也属于必要原因的一部分。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影响我们这一节的主要论点： “增加养猪”是“增加积肥”的必要原因的一部分。 [36] 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天宝》（上、下集） 1998年10月29日、30日播出。文字记载见樊馨蔓：“天宝”，载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孙克文主编《空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257-258页。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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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4 17: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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