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成也语言,败也语 --论语言在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里起到的作用 钟勇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学院讲师、99国辩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教练 语言在辩论比赛中的使用,无异是攻城拔寨、克敌致胜的刀枪。于此,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工具是自不待言的。与此同时,语言在辩论之中,更极力发挥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标志性作用。观察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1),我们可以发现汉语所发挥的语言引伸意义,即作为思想文化水平的标志,远远超越其工具性作用。更有甚者,汉语本身越来越异化成艺术,而不是思想表达和沟通的工具。 资深辩论教练和评委张霭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汉语已"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1993,133页﹚。语言的艺术化,表现在汉语大专辩论赛上的结果是,辩论不再是思想观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交锋,而是语言艺术的展览。据张霭珠女士称,"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1993,133页﹚。 对语言有甚么样的定义,对辩论就会设制甚么样的标准,最终必然会造就甚么样的辩论风格和辩手。由于我们把语言理解成思想、艺术和美的结晶,导致辩论成为语言秀(2),导致辩手成为语言的表演者或者--说得难听点--成为语言的卖弄者。我们反省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确实是一出不断自我重复的语言秀。虽然每位辩手的发言时间通常只有三分钟,但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如下的几种语言秀色。 首先,历届辩手都喜欢使用散文诗歌形表达方式,陈词中既少不了比喻、成语和排比式修辞,也不缺乏朴实的道理,没有自己的鲜明的观点,根本就不像是年青人在讲话。正如李霞所说的,"辩论稿的语言有越来越华丽的倾向,﹙因为大家以为﹚华丽的语言气势如虹、富有感染力"﹙1998,191页﹚。1995和1999汉语大专辩论赛的总导演潘跃﹙1998﹚也曾抱怨,如今的辩论过分依靠积堆砌华丽的名词和煽情的形容词。 其次,辩论稿里古文和旧体诗词,特别是带有某些肤浅哲理的警句或语录泛滥成灾。据刘春观察,"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历届辩手百用不厌的诗句﹙1998,71页﹚。除此之外,屡被引用的诗词多的是,包括一、两百年前西方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主义朦胧诗。1999年西安交大队的四位辩手就在决赛中反反复覆地朗诵毛泽东诗词。1997年加拿大队的四辩在初赛的结辩时曾引用一段古文,连在座的主办人员都听得"一头雾水,幸亏他背诵完之后解释一句:'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拔苗助长',(主办人员)才明白其意"(张泽群1998,21页)。 再其次,很多辩手尤其热衷引用圣贤的语录为自己撑腰壮胆,最经常被抬出来示众的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鲁迅、金庸和西方的布拉图、培根等人(3)。1995大赛的台湾辅仁大学代表队一辩在半决赛陈词时,3分钟之内先后引用了孔子四段话,王阳明、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和邓小平各一段话。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马克思伦理学,并引述了一段当代中国流行的顺口溜。别人的话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远远比他自己的话要多。更有甚者,有时候,一方刚朗诵出某位古今中外居贤的一句话说明己方的观点,另一方马上背出同一位圣贤的另一句话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实,早几年老边(1995)等人就批评了言必孔子老子的辩风,可时至今日,辩论一如既往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比赛背诵语录哲理和诗词警句。 另一种语言秀色是李霞所抨击的"妙语翻版"现象(1997,192页)。即对某些家喻户晓的语录哲理诗词警句格言稍加处理,加减或替换一两个词以后再洋洋自得拋出来博取掌声。比如:把屡屡被人引用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稍加改动变成"梅花香自温饱来"。这种耍小聪明的伎俩,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也可能是为了避开过多旁征博引暴露出自己缺乏思考力、想象力不足、应变能力差,反正许多辩手乐此不疲,蔚然成风,使"妙语翻版"成为汉语大专辩论赛的唯一御用出彩手段。 还有一种语言秀是刻意地酝酿感情、用煽情和富有鼓动性的声音和朗诵调动评委香观众。王秀梅指出,历届中国代表队都采用"华丽恢宏、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辩论风格",各辩手都"习惯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浩然之辩" (1998,170页)。这种浩然之辩,在国内被称为雄辩。1999年的大决赛的辩题是美是主观(客观)感受,中国西安交大队的四位男士在辩论这样一个颇有几分浪漫的主题时,不仅屡屡引用某位伟人在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而且声音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雄壮,一个比一个意气风发。 以上举的种种语言秀表现形式,经常集中出现在辩论陈词中。我举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辩在决赛中的发言第三段为例: "宇宙浩瀚无边,百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就在这沧海一粟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今天规律的世界,这恰是人们不懈的探寻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传播真理的结果……﹙省略散文式语言100余字﹚宝剑峰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种华丽的语言秀,越是在开篇和收尾的时候表现得越是特别夸张地优美、浪漫和雅致,和富有虚情假意。以1995年南京大学一辩的开篇为例: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各位嘉宾,来自宝岛的对方辩友,大家好!洪荒久远的50万年前,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过去,他们学会了钻木取火。" 若是在收尾时,辩手还要配上语重心长或激动人心的语调,意在煽动评委和听众的感情。复旦大学四辩在1993年大赛上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朗诵的是顾城的一首诗,特别令人耳目一新。但从此,各队结辩群起效之,不免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连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亦步亦趋,参加1995年大赛时做结辩时非要来一句"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直到1999年的大决赛,西安交大队的总结陈词时还是声情并茂地老一套: "……我们爱生活,因为生活的故事上下五千年,叫人浮想联翩。我们爱自然,因为万类霜天竞自由,那是生命的礼赞。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美丑无对错,审美无争辩。因而我们还要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们来自五大洲的辩友才能胸怀宽广地唱一首:义深情似海,感动天地间。" 以上的讨论,无疑是建立在批判语言秀的视角上,但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借辩论表现语言美的做法。我完全同情新加坡辩手和马来西亚辩手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生活在后殖民时期,面临殖民者留下的语言和主流民族语言的压迫,但他们仍孜孜不倦地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汉语为己任。他们借辩论为媒,刻意彰显汉语的优美,以求扩大汉语的影响和地位,这不啻是非常聪明的策略。我甚至可以理解外国选手刻意表现出来的语言花招,因为他们把汉语辩论赛视作检验自己汉语水平的机会。但国内队员﹙一定程度上包括台湾队员﹚以汉语为母语、官方语言,我们的辩手仍然要以辩论的榥子来掩盖语言的虚荣,这才是我耿耿于怀的真正的原因。 其实,辩论语言秀的原因不全在辩手的身上,更多的是在评委和教练的身上。有甚么样的评委,便会有甚么样的教练(4),当然也会有甚么样的辩手。在某种意义上,观众也应负上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纵容导致了语言秀的泛滥。众所周知,国内的辩论赛实际上是比老师的解题和文采,辩手只是辩场上的扬声器和播音员。1993年北京"万家乐杯"大学生辩论大赛冠军得主北京大学队在决赛总结陈词4分钟里,用了近一半时间﹙近2分钟﹚朗诵了一般优美的散文,几乎没有提到辩论的主题,结尾时还抑扬顿挫地朗诵了舒婷一首长达99个字的诗。北大主教练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他写道,诗朗诵"尽管从内容上来说和辩论没有关系",但当我们的结辩"最后以沙哑、低沉的嗓子朗诵完这段诗时,犹如一首激奋的交响曲到了它的最后的华彩段落,深深打动了演播室里每一位在场观众的心"(朱锋1994,187页)。如果没有教练的指点、评委的导向、观众的纵容,很难想象这种辩风出笼,并且会越演越烈成为气候,最终得到冠军的荣耀。 换句话说,大学生做为表演者只应负有限的责任,培养大学生的教师和学者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后者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语言秀的大师,有其师必有其弟子。若果做学问的目的,就是挖肠刮肚地拼凑出美丽而又假大空的词藻,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那将是舞弄墨者和为师表者最大的悲哀。 由大专辩论赛中有关语言的使用可见,华丽漂亮的语言成为了众多辩手不懈追求的境界。但却约束了辩论的思辩色彩。若果我们进一步检讨语言在大专辩论赛里所起的作用,语言的习惯定势和限制亦正在约束汉语大专论赛的发展。 正如拉康(Lacan)(1977)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论述语言。语言不是个体的语言,而是他所处的特定世界及其文化传统的载体。人们就是通过个载体中相对固定的语法规则,来认识该世界,包括它的一切规定、习惯、禁忌和伦理道德。由此而论,拉康认为:与其说我讲英语(汉语),不如说英语(汉语)讲我。同样,德利达(Derrida)论作家与写作语言的关系时称:"作家可以使用语言,但却难以完全操纵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具有自己的系统、法则和生命。换言之,作家使用语言的同时,注定要或多或少受到语言的奴役。"(1976,158)因此,语言不仅仅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是限制思想的枷锁。表现在大专辩论赛之中的特征,还有使用好斗的军事化语言及两个常用的辩论术语。 首先,大专辩论场上动辄就是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用语言做刀枪进行殊死搏斗。以辩论当决一死战的语言习惯,并在辩论中善用军事化语言,都是国内各大学辩论队热衷于雄辩的部分原因。于是,这种将语言做刀枪的"雄辩"约束着辩手及教练的想象力,误以为凡"雄辩"就是辩论的唯一形式,非到你死我亡之地,誓不罢休。 同样,辩赛中两个曾屡用不鲜的术语--盘问及全称判断,亦束缚着辩手的想象力。盘问一词,带有上级对下级审问、质问的意思。其引发的辩论风格,令辩赛加添更多刀光剑映、甚至强词夺理。如果缺乏认真的聆听,亦谈不上对与赛者具应有的尊重。由于辩手难以发挥其人急智生的幽默感,因此便少了很多赏心悦目、轻松愉快的场面。 第二个词是全称判断,这是形式逻辑的术语,"反映某一类中每个对象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5)。全称判断在帮助人们了解已知的世界方面无疑是非常有用的。但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种思维定势、一种语言习惯。常有辩手将这个术语挂在嘴边,一方面炫耀己方能人之所不能地证明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方面用来刁难对方。例如辩论"治愚比治贫重要",他们就绞尽脑汁地证明治愚绝对重要,而且治愚对普天下古今中外的全人类各个民族都同样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强求对手走向另一极端,建立起另一套截然相反的全称命题。然后,己方再提出所谓的反例来攻击对方的全称判断。如果双方都热衷于证明全称判断并致力于寻找对手全称判断的漏洞,这时候,谁更能把说不通的话说通、把极端绝对的话说圆而且说得漂亮,谁就能出彩。 因此之故,许多辩手被全称判断这个术语左右自己的思路,被逼进偏颇、绝对、极端的死胡同。无论他们遇到利大或弊大、或孰重孰轻、或任何其它类型的辩题,他们都要习惯成自然地按全称判断来解题,并且无视或极力掩盖这种绝对说法的种种弊端、漏洞和不合情理之处。 总之,汉语大专辩论赛强调华丽语言及好战好斗的军事化语言。前者是自我表现的手段,后者是攻击对手的武器,相辅相成,得以美化"暴力行为"。由此可知,国际汉语辩论大赛里的假大空语言日益盛行的原因。这种使用语言的态度不但限制着年青人的思想和想象力,亦跟辩论的真义越离越远。 注释: 1.汉语大专辩论赛最早起于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自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93年加入主办,更名为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从此风靡中国。历届的参赛队伍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地区,外加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及美洲、欧洲对非华语区域的代表队,1999年苏联和埃及也受到邀请参加比赛。每一场比赛都由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向本国观众播出。 2.所谓秀,是英语show的音译,港台将之译作骚。我的译法取做秀的意思,即刻意表现给别人看。 3.我队对辩论中旁征博引古代圣贤当代伟人深恶痛觉,所以在训练和比赛时刻刻意避开这种做法。后来,在1999年的比赛中我方辩论开宗明义地以宣誓的形式开了个玩笑:"我方绝不引用孔子、孟子、老子、儿子、鞋子、袜子,也不引用唐词宋诗--不--唐诗宋词"这个玩笑对对手、评委、主办机构和观众造成强烈的冲击。我估计,那场辩论赛是汉语大专辩论赛历史上旁征博引最少的一次。 4.事实上,近年辩论赛的评委大多数由有辩论教练经验的教授担任。 5.参阅《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314页。 上网日期 2000年11月10日
转自世纪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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