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当歌 ---张锐

安雅雪林

   辩论当歌
   ——我和我的辩论
   
   张锐
   （男，北大法学院辩论队队员，现为金融法专业硕士）
   
   
   我不再参加辩论赛了。在我参加过许多许多场辩论之后。
   
   初识辩论
   
   从我的初中开始，转播大学生辩论赛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的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辩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
   于是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一种pop icon，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勤奋……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中学生学习与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风靡校园。
   我就是一个看了电视才明白什么是辩论的孩子。记得当时还小，听双方陈述时的辩词总是一知半解，只是觉得许多排山倒海的排比和抑扬顿挫的诗词比朗诵还好听，而到了自由辩论你来我往的时候，总是不以为然地觉得不就是互相抬杠和挤兑对方吗？于是经常在电视下面为台上的辩手着急，着急毫无用处也无法发泄，看完电视的第二天就跑去找老师说，我们班上组织辩论赛吧。那一年，我上初一。
   我小时候说话结巴，一直纠正到小学毕业，有时候很长时间沉默后突然说话还会打几个磕巴儿。上了初中迷上了辩论后，结巴突然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反而说话速度越来越快，激动的时候快的几乎无法断句，对方辩手经常在自由辩论的时候向主持抗议听不清我刚刚说了什么。于是没办法，我又开始尽量平时说话就慢一些。这么一快一慢，表达能力倒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中学的时代的辩论，现在想来，游戏的意味大大多于真正的对抗。虽然也上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第二起跑线”作了一期辩论的节目，但是，辩论带给我的快乐仅仅是在和同学为了一个诸如“癞蛤蟆应不应该吃到天鹅肉”的题目争得面红耳赤后，得意洋洋的吃理屈词穷者请客买来的雪糕那么简单。
   
   大学的辩论
   
   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的好。
   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培养学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初进北大，所有的文科院系都被“发配”昌平园，最理想化与最富于激情的大学一年级就在那个荒凉的京西郊外的园子里度过。“从八达岭居庸关外而来的朔风呼呼的吹过园子，在古老的苏联式的教学楼上打个转，将教室里传出的唇枪舌剑辩论的年轻的声音卷走，带去给园子旁边寂寞宁静的十三陵中的石像。”这是当时一份校园小报上描绘新生辩论赛文章的开头。
   新生辩论赛，代表法学院，我们一共打了5场。每准备完一场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我们没有教练，全靠四个辩手商量出逻辑底线，然后坐两个小时的车去燕园的图书馆里找资料，然后再回来讨论到深夜，然后再去比赛，然后胜了，然后再准备下一场比赛。
   就这样疲倦的辩论了一个月，我们终于杀进了决赛，对手是尤其善于引经据典的中文系，我们是反方，题目是：打击盗版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正方的题目是：打击盗版应该主要依靠政府。当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年轻的博士老师听到我们这个题目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肯定输了，在市场上盗版一定驱逐正版。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我们果然输了，虽然我后来借助队伍的失败，得了一个“最佳辩手”的平衡，但我还是耿耿于怀这个题目。它究竟是谁出的？有人告诉我，是大名鼎鼎的孙东东老师出的。
   
   “上帝”之辩
   
   说孙老师大名鼎鼎，一定都不夸张。在中国辩论界，孙老师的确是重量级的人物。从第一届代表大陆参加新加坡大专辩论赛的北大代表队的教练开始，孙老师的身影就出现在每次重要的辩论赛的评委席上或者辩论队的顾问席上。说到对中国辩论的研究和了解，的确孙老师可以毫不谦虚的不让二人。孙老师本人也是聪明“绝顶”，能言善辩，曾被评为北大法学院首届十佳教师之一。
   也许命中真的和辩论有缘，回到燕园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传说中的孙老师叫我去参加一场辩论赛！
   这并非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赛，正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立场是“把医患关系当作消费关系利大于弊”。反方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立场是“把医患关系当作消费关系弊大于利”。
   尽管这是一场友谊赛，但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和中国最好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辩论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与医学和法学都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场辩论本身充满着戏剧的张力。
   医患关系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每期的《南方周末》都会有正版的新闻与讨论。由于各地医疗事故频发，而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制定后多年未修订，并且在上面规定理疗事故的处理单位是卫生行政部门，病人的知情权在办法上没有充分得到保护，导致在具体实践中，许多当事人的病历遭到医院的篡改，在纠纷处理上当事人也容易产生卫生部门偏袒自己的下属部门——医院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恶性医疗事故频发，医风医德的滑坡为许多媒体和人士言辞激烈的批评，许多人主张在医患关系中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弥补事故中病人家属遭到的损害；同时，利用消费者权利的规定给与患者在医院中就诊时有被当作“上帝”的感觉。
   然而从医院和医生的角度来看，医学本身就注定治疗行为总是伴随着不成功的风险，这种不成功在病人或者法律的角度却往往可能被认定为是事故。中国医院不可能为每个医生建立起医疗风险保险制度，那么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很可能导致的是医生在病人面前保守治疗，多检查、多观察，然后导致的是病人就诊成本的增加和治疗的“合理”延误，最终损害了病人的利益。因此有人提出，在医院里患者不能是消费者一样的上帝，而如果说护士是白衣天使的话，医生才是真正的上帝。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这场在社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就这样被集中到了我们这场辩论里。中央电视台也对此产生了兴趣，3.15消费者保护日前，他们要举办一场大型的“3.15维权晚会”，而是否应该把医患关系归为消费者保护的关系范畴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回避也十分关注的问题，于是，央视决定，让我们的辩论赛上晚会，全国直播。
   辩论赛直播是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以前所有电视台都只录播辩论，因为激烈高速的辩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口误、失误，必须经过后期制作的处理，但是这一次，央视表示出了坚定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向全国观众说清楚了。一个导演半开玩笑的对我们说。
   准备的辛苦也不用赘述了。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抱着一叠字典般厚的材料在看、在思索、在整理。经过这次研究，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医患关系法律领域的专家，我和一个辩手周熙还后来一起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文章，被选入了北大法学社主编的《北大法律评论》，当然，这是后话。
   3.15终于要到了。我们摩拳擦掌，我们整装待发。3月14日的早上，我们突然接到央视方面传来的电话，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卫生部认为医患关系不是消费关系，卫生部拒绝继续出任3.15晚会的合作单位。事实上，整场晚会和卫生部最有关系的节目也就是我们这场辩论了，在卫生部强硬的态度的影响下，央视只好取消了我们这个节目。
   不能上电视，辩论仍然是要进行的。这场辩论赛移师北大，仍然吸引了很多听众，《南方周末》后来发表了图片报道辩论现场的照片，下面注明：本场比赛本原定于3.15日在央视晚会上进行，但由于有关部门的阻止，因故取消。
   
   法学院之辩
   
   转眼已是大四，辩论已经是记忆中曾经的一种游戏了。然而当京津地区法律院校辩论赛的消息传来时，本来已经如止水般的心情又不安分了起来。这次辩论赛由中国政法大学组织，北大、民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的法学院组队参赛。本来同意参赛的清华和人大法学院后来因故退出，令人颇为遗憾。但是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学校和学院都是辩论之风盛行、辩论传统悠久、辩论实力颇强的“老字号”辩论队。
   我们与民大、政法分在了一组，另外三支队构成另一组，小组第一名出线。首场打客场，对民大，辩题为“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促进/阻碍作用”，我们在民大发挥得十分出色，打赢了比赛，也得到了民大同学热烈的掌声。第二场主场对政法，政法一心夺冠，气势逼人，4位辩手也是从整个政法大学经过竞争脱颖而出的高手，的确实力不凡。而北大由于组织工作上的失误，只能把比赛安排在一个仅能容纳100多人的教室里，比赛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辩手离观众席的距离仅不到半米，观众的议论声都可以清晰的听见。但是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们的几个辩手发挥稳定，妙语连珠，特别是我们的三辩周曦不断攻击对方的逻辑漏洞，让对手在自由辩论中因为情绪激动而出现了不少的口误。到了四辩陈词时，我总结了对方在整个辩论中的逻辑谬误，用现实有力的例子赢得了场面上气氛的共鸣。最终，我们艰难的赢了政法大学。
   终于到了决赛，对手是连克天津南开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而比赛现场设在了政法大学的大礼堂。这是我经历过的听众最多的一次辩论赛，整个礼堂座无虚席，在走廊和门口也站满了人。这次的辩题是：“法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效率”。在这场辩论结束后，还要立刻抽签决定另一个小辩题和正反方立场，再进行一场辩论，根据两场辩论的结果决定胜负。
   原谅我不能活灵活现的记录整个辩论的过程吧。当作为辩手在聚光灯下时，我能听到的仅仅是对方辩手的陈述和我的队友们的回答，时刻准备着的是记录对方辩词中的漏洞和支援队友的观点，对于其他的一切，辩手们几乎什么都无暇顾及。也许辩手是整个辩论场上最不清楚整个比赛的花絮和精彩之处的人了。
   主辩论结束了，小辩题立刻抽签产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好士兵”。我们只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所以基本上大家只是简单统一了一下逻辑底线，其他的只能依靠临场发挥了。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当受人尊敬的民法学家、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江平教授走上讲台开始评议比赛的时候，数千人的现场变得无比的安静。江老仍然保持着一贯幽默的风格：“今天我觉得很没面子，在政法大学的礼堂里，这么多政法大学的观众，作为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却要点评一场没有政法大学参加的辩论赛。但是，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是这场比赛的胜者！”
   一切都不用多说了，所有的紧张、疲倦、懊悔在那一刹那都变成了欢乐。为北大法学院而辩，我们做出了一个精彩的辩护。
   
   反思辩论
   
   走近辩论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爱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人生一生荣辱所系，而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等等等等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智力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令观众大倒胃口不止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在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活的穷人会更贫穷，这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阻碍。
   有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辩驳的价值后，在辩论中，反方一切攻击、防守的立足点都可以放在对弱者的保护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定势上，再加上鲜明、极端的例子，对对方逻辑的极端归谬，反方明显由于占据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从而在辩论中抓住了主动。
   然而这样的逻辑和价值的设定，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篡改辩题的方法，或者说，是把辩题的重点巧妙地放在了一个可能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的因素上，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己方获得更多话语空间和话语正确性的立场，其次也是因为在一个短短的辩论赛中，在每个辩手仅有2到3分钟发言的时间里，如果想要把现实中或者哲学意义上一个辩题的丰富内涵和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剖析清楚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取胜的功利角度出发，必须把辩题本身可能复杂的、多层次的逻辑和价值选择简化成一个主谓宾俱全的简单句，把复杂的制度选择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也可能正是迎合大众听众的客观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事先对问题背景一无所知的大众也需要一个能够迎合他们常识判断、易于理解并产生认同的内容。
   尽管我渐渐得明白了辩论这种游戏，在强烈的取胜压力下，已经不再是真的智慧和性情的简单流露这么轻松的事情了，各种技巧、布局、推敲已经把辩论向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远。但一个偶然发生在某场辩论赛之前的小故事，才是真正让我触动，由此彻底产生再不参加这种被异化了的游戏的决心的原因。
   那是在一场重要的辩论赛开始的前几分钟，由于休息室让给了对方的辩手，我在法学院办公室里紧张的踱来踱去，背诵着稿子。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许他也正好要离开办公室，北大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我走了过来。苏力教授文风犀利，他写的文章从来以强大的逻辑和思辨的力量征服读者，在上课的时候也如同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辩手。我颇带自豪的向苏力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苏力教授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热情的鼓励或者回应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辩论的。我懂得分析问题，但辩论并不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好办法。理屈词穷者并不一定真正被说服了，辩论的很精彩可能讲得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辩论中可以变出来的，也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被这个意外的、直率的评论打得有些转不过神来，但是隐隐又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一直怀疑和思考的，颇合我心。苏力教授向外走，半路转个身又说：在中国这种有着特殊辩论传统的国家，辩论中体现、强化的一些思维习惯不见得是好事。不过，祝你们好运。
   看着朱老师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回味着他刚才这几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话，低头看见我准备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红笔写满着符号、例子，突然一种虚无的感觉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为了说明道理去辩论，还是为了辩论去说明一个道理？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古希腊的雄辩家克雷西多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一开口，我便觉得空虚。
   一个辩论了许久的年轻人对自己说：青春辩论当歌。恣意与激情之后，思索还需要向踏实与理性的成熟前进。
   于是我不再参加任何辩论赛了。曾经的，已成为了青春的记忆；未来的，将翻开崭新的另一个世界。
                         源自：北大校友网
   

phoenix928

老兄,不要打击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