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风云十年间

安雅雪林

舌战风云十年间

(08-15 13: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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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频道8月1 5日消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应是电视屏幕上的“脱口秀”，不应是纯粹技巧的展示，更不应成为名利的垫脚石，而应“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成为一个思想闪光、能力展示的场所，给人以启迪和快感。　　

辩论不应该过度承担竞争的功能，还是让辩论回归辩
论吧。　　

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　　

当一本《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静静摆放在面前时，人们恍然方觉：距离那场掀起全民辩论热的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已经整整十年了。　　

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姜丰从英国剑桥回来了，季翔从美国回来了，严嘉从香港回来了。加上“留守”复旦的蒋昌建，这几位曾叱咤风云的元老级辩手，在8月11日重回母校，聚首畅言。　　

在北京，紧锣密鼓地，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山大学的辩手们即将代表中国大学生出战。意气风发的又一批新人，踌躇满志，摩拳擦掌。　　

两幅图景在同一时刻的重叠、比较，不禁让人回眸这过去的十年，挖掘记忆中的留存，更反思辩论赛引发的如此这般。　　

狮城舌战，那记忆犹新的一幕幕　　

对很多人来说，1993年8月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场“舌战”，记忆犹新。　　

由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在此间开战，复旦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剑桥大学、悉尼大学……八所高校的代表队捉对厮杀。　　

此前的1988年，复旦曾击败台大，获得该赛事的前身———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的冠军。而其后的一届比赛中，代表中国出战的一所国内高校输掉了这一桂冠。五年后重披战袍再次出征，复旦人既意在重演历史，同时也怀抱着向华语圈传播汉语言之博大、优美的宏大心愿。　　

再观他队：台湾大学磨刀霍霍，欲报五年前一箭之仇；悉尼大学实力不弱，咄咄逼人；剑桥大学雄心勃勃，也想问鼎……硝烟在狮城弥漫，龙争虎斗即将上演。而电视传媒将通过荧屏，把一场场精彩的唇枪舌剑，首次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8月25日，初战剑桥大学队，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才一开口，正方剑桥大学咄咄逼人，一连扔出了10个问题。压力面前，只见一辩姜丰不慌不忙，阐明反方基本立场，二辩季翔开始揭露对方立论中的诡辩术，三辩严嘉则旁征博引，出语幽默，给观众带来了一次次的智慧冲击和愉悦享受。　　

自由辩论阶段，复旦队员攻势凌厉，使剑桥辩手频出破绽。对方三辩急了：“对方没有驳倒我方论点，说明我方论点成立。”这时，好一个季翔，迅速作出反应：“如果你认为观点成立就成立，那还要场下那么多评委干什么？”短短八分钟的自由辩论，复旦学子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赢得了15次掌声，而对方仅有2次。初战告捷，当地媒体就纷纷评价复旦，“显示出了冠军的实力”。　　

8月27日，再战悉尼大学队，论辩“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还是医学问题”。复旦学子以大量事实有力支撑“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观点，又抓住了悉尼大学队的不少疵漏，终使对方无力招架，再获胜利。　　

8月29日，企盼已久的决赛终于到来，复旦与台大这对“冤家”再度聚头。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历代哲人论辩不休的古老辩题，在当今青年学子的头脑中又会得到怎样的理解和阐述，在他们的舌下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观众们没有失望。　　

他们看到了广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人性本恶，为了不在互相争斗中都毁灭，就必须建立一个游戏规则，于是就有了权衡制约，这就是人类善的发端。”对“人性本恶”的观点，复旦学子理论架构完整，言辞清晰。而对方却没有阐述明白“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善花是如何开出恶果的？”这一问题。两相比较，复旦已占尽优势。　　

他们听到了机智、幽默的语言。“对方辩友，你要对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谈什么人性本善？”“如果鸡蛋没有缝，苍蝇怎么去叮？人性中没有恶根，世界上何来那么多恶人？”……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话音一落，便引得场内“掌声与笑声齐飞”。　　

唇枪舌剑中，辩手们的个性特点展露无遗：姜丰不温不火，季翔严肃理性，严嘉口齿伶俐，蒋昌建成熟稳重。自由论辩阶段，他们配合默契、错落有致，既体现了“流动的整体意识”，又营造出排山倒海的气势，令观众频频叫好，为之激奋。　　

“只有从人性本恶的正确认识出发，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追求才会得到合理的节制和正确的引导，人类理性才会由他律走向自律，由执法走向立法，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一刻，四辩蒋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势慷慨陈词，将整场辩论引向高潮。长时间的掌声，让随后发言的台大四辩黯然失色。　　

这一刻，五位评委无一例外，以赞赏之姿将宝贵一票投以复旦。5：0，复旦完胜。辩论史上的经典一役，就此筑成。　　

“辉煌已逝，斯人不再。但那次辩论赛留给复旦的精神财富是极其宝贵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博士以“历史的翅膀”形容狮城舌战，认为这次辩论赛“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辩论如风，对方辩友”成时髦称呼　　

“真没想到，这次胜利会引发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十年后再聚首，辩手们仍是这句感叹。　　

是的，无人可以料想得到，消息传出后，全国一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这场漂亮的胜仗，不仅兴奋了观众的神经，烙下深深的印记，还催生了意想不到的辩论风潮，席卷神州大地。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狮城舌战》一书，原只为纪念之用，首版仅1万册，不料立即告罄。再次加印，又是销售一空。洛阳纸贵。全国订书会上，几十名书店经理整天追着出版社发行科科长要书，不少民营书店老板干脆拿来一捆捆现钞，要求立即进书。数字为证，该书经二十多次印刷，共销售了60万册，而坊间的盗版书也有七、八种之多，总数超过了100万册，让书界同行瞠目结舌。　　

聪慧，伶俐，幽默，机敏，一时间，青年辩手们取代歌星、影星，成了人们心中的文化明星、精神偶像。短短半年间，几位辩手受邀，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中城市，与学生座谈，举行讲座，签名售书，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和追捧。在南昌售书时，6000多人挤入可容纳2000人的场地，人拥人，人挤人，急得书店经理跳到台上大声呼喊，维持秩序。尽管如此，人群依旧蜂拥，最终将书店的八块玻璃挤得粉碎。在武汉，辩手们为大学生演讲，场内座无虚席，学生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上、窗台上、扶手上。辩论中途突然停电，漆黑一片，也无一人喧哗，无一人离去。直到若干年后，已是中央电视台国庆焰火晚会主持人的姜丰，站在天安门广场大学生方队前时，大学生们还在不停地询问：你真的是辩论赛上的姜丰吗？　　

与此同时，辩论赛开始在校园风行。在不少中学，语文课上每天有辩论，班会课上每周有辩论。学生们不仅人手一册《狮城舌战》，还反复观看狮城舌战的录像。高校中，辩论社团如雨后春笋，各院系、年级广泛举行辩论赛。为了辩论，可以在图书馆中昏天黑地地查资料，可以乔装打扮深入对手“敌营”，充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情；夜以继日地商讨辩题，为记下一个灵感，从床上跳起来；八人寝室，两张桌子摆开，一边四人，再拉一人做主席，就是一场全情投入的辩论……很快，“对方辩友”成了最时髦的称呼。　　

而在潜移默化的意识中，狮城舌战则导致了不少中学生对复旦的心向往之。从1994年开始，复旦生源明显“更上一层楼”，复旦这块金字招牌更加鲜亮了。直到10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在复旦bbs上发帖子：“当时我就是看了狮城舌战，发誓一定要进复旦。本科没进，遗憾四年。今年考研究生，我还报复旦！”　　

辩论如风，不仅在校园内长驱直入，还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房改了，是买房还是租房？做丈夫的该不该有私房钱？既然有了矛盾，就非辩一辩不可。于是，上海西区的一户人家里，就常常上演微型辩论：一家三口，一个正方，一个反方，一个主持人，你一言，我一句……　　

1993年的一篇报道说，卢湾区组织读书辩论赛，盛况空前。参赛者从干部、教师，到普通工人，上至年近七旬的退休老人，下至18岁的中学生。题目从“农民工该不该进城”，到“婆媳关系能不能处理成母女关系”，五花八门。　　

更有甚者，就连宋丹丹等笑星也在电视上像模像样地辩起了“女人是嫁得好重要还是做得好重要”。　　

辩论热，热得不可思议。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一向“敏于行而讷于言”，为何竟也耍开了嘴皮子？其实，翻开古代典籍，不乏能言善辩的故事：晏子使楚，优孟哭马，触说赵太后，冯谖客孟尝君、诸葛亮舌战群儒……羽扇纶巾，意气风发，或曲言讽谏，或机智善辩，以三寸不烂之舌为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雄辩的形象，早就埋藏在国人心中。而复旦学子狮城舌战的胜利，激发出人们对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渴望，吸引他们通过慷慨激昂的论辩，亮出智慧的闪光，找到表达的快感。　　

于是，辩论以其挡不住的魅力，引发出一股风潮。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辩论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目标和意义。辩论，成了那一批人的集体记忆。　　

“辩论”引发辩论，有人惊呼“辩论已死”　　

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毋庸赘言，人们对他们早已耳熟能详。那么，再看看这四个名字：邬健敏、韩露、钟女画女画、杨蔚，你是否感到了陌生？　　

1995年，第二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举行，就是这四位女生组成的南京大学队代表中国参赛，再次捧回了冠军。然而，同为夺冠，境遇大相径庭，四人回国后“淡出江湖”，无声无息。而再回首，人们记住并津津乐道的，是决赛中南大四位女生与辅仁大学四位男生形成的“龙凤斗”。至于辩的什么，怎么辩的，都早已淡忘。没有一句辩词，能像蒋昌建引述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那样，被人一再提起。　　

1997年，首都师大遭遇“滑铁卢”。1999年，西安交大重新夺冠。2001年，武汉大学再次失利。然而，无论是失利还是胜利，此后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不仅没能像1993年那样引起轰动，甚至可说是默默无闻，关注者甚少。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开办，同样波澜不兴，收视率也逐渐滑坡。1993年的坐标，既是辉煌的开始，似乎也成了辉煌的结束。它的身后，惊艳早已不在，狂热少了，赞赏也少了，更多的却是不满。　　

不少人这样形容后来的辩论赛：有的辩手一出场就杀气腾腾，充满火药味，似乎非将对手口诛一番而后快；有的只会说“对方辩友怎么还不明白呀”，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讥讽对方；有的不思立论，反而频频使用技巧，给对方挖了一个又一个语言陷阱；有的逃避短兵相接，自顾自朗诵准备好的辩词，成了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似的辩论。在新浪网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2％的人认为，辩论赛“简直是作秀”，滔滔不绝，声嘶力竭，手舞足蹈，不知所云。　　

辩来辩去，是否真的辩出了一个“理”字？由于赛制规定，辩手的观点往往并非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人们困惑：如果让辩论的赢家站在另一方面来辩论，是不是照旧会是一个赢字？一向被世人严肃待之的真理，怎么像玩泥巴一样，随意地捏来捏去，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全看谁的嘴皮子会说？激愤之余，有人甚至说：“大专辩论赛只不过是培养了一队狐狸，没有立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胡搅蛮缠。”而如此辩论，给受众带来了什么？“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辩论已死！”有人干脆发出了这样的惊呼。而探究辩论赛被异化乃至“已死”的原因，有关专家分析，有众多因素掺杂其中———　　

其一，将“锦标主义”强加到了辩论头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辩论本为真理而辩，为兴趣而辩。而如今却成了学校为提高知名度而去竞争的对象。学校高度重视，带队老师要立军令状，学生在比赛前要封闭训练几个月。压力过大、功利性太强，导致了辩论队准备过度，表演过度。而一些曾获过冠军的高校，也因为“怕输”，不敢再参加比赛。上届冠军屡屡缺席，辩论赛层次自然每况愈下。　　

其二，“成也电视，败也电视”。十年前，是电视将辩论盛况带到了观众面前，震荡人心。然而，此后不少电视台过分热衷于这样的比赛，纷纷制作电视节目，一再添加可看性、观赏性。有的电视辩论赛为观赏习惯框住辩论时间，有的要求来一段幽默演讲，有的甚至要求选手表演小品。在收视率这个大前提下，辩论的娱乐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严肃性，辩手成了脱口秀演员。　　

其三，日渐困难的辩题选择。辩题要辩得下去、辩得公平，必须选择一些没有简单是非倾向的辩题。而另一方面，辩论不能流于琐碎、平庸，辩题势必要触及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和产生的问题，进行直接阐发，才能在观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辩题的选择既要有意义，引人注目，又不能选择发育不成熟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讨论，更不能过度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哲学化。这个度的掌握，非常困难。因此，辩题的失败，常常导致了整场辩论赛的一泻千里。　　

于是，从辉煌到冷落，辩论赛仿佛在十年间就走完了自己全部的历程。这不禁让人发问：辩论赛究竟是什么，难道，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　　

走出误区，让辩论“回归”辩论　　

就在辩论赛从辉煌走向争议、趋于冷淡的十年内，当初一战成名的辩手们走过了一段人生路程———　　

姜丰，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先是主持《正大综艺》，后在《文化视点》做制片人，两年前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影视文化”博士学位；　　

年纪最小的季翔，在复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生学业后，如今在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供职；　　

严嘉，完成硕士学业后，曾到美国耶鲁法学院求学，回国后现任中华法律集团运营总监；　　

蒋昌建，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目前已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常常有学生互相打听，他上起课来是不是和当年辩论一样精彩……　　

十年后再聚首复旦，绚烂已经归于平淡，光荣也归于冷静。谈起熟悉的辩论，他们的许多思考，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记者：十年过去了，现在怎么看待当年引起的轰动效应？　　

严嘉：我认为，其实我们当年这样“热”是不正常的。造成当时的轰动，除了辩论本身的魅力，还有特定的时代机缘。1993年，距离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全社会都在提倡胆子大一点、思想解放一点。而辩论，就是一种广开言路，淋漓尽致地展示其思想、精神，参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很好形式，也为人们展示自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加之当时的校园里社团很少，校园文化不如现在这样多元，因此，辩论这一新鲜事物一出现，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看来，我们能成为辩论热中的中心人物，并非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不过是机缘巧合，躬逢其盛罢了。　　

因此，与当时的“热”相比，我觉得现在的“冷”才是正常的，才是真实、自然的。　　

记者：那么，辩论赛这一活动到底该怎么定位，它的“本来面目”该是怎样的呢？　　

姜丰：在剑桥、耶鲁等高校，辩论社团只是多如牛毛的社团中的普通一个。辩论就是学生们自发组织，一种纯粹为兴趣和爱好而存在的学生活动。国外高校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比赛，但电视辩论赛却不多见。他们的辩论比较轻松，相比之下，国内大赛太庄重，动用很多资源，也太在意输赢。　　

蒋昌建：有不少同学曾向我讨教辩论的诀窍。我总是说，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把辩论看作是校园众多文化娱乐活动中的一种。辩论仅仅是一个验证自己知识储备的机会，一种锻炼沟通能力的手段，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不要因为他人的关注而感觉良好，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关注了而觉得被抛弃了。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应是电视屏幕上的“脱口秀”，不应是纯粹技巧的展示，更不应成为名利的垫脚石，它应成为一个思想闪光、能力展示的场所，给人以启迪和快感。　　

记者：你们理想中的辩论赛应该是什么样的？　　

蒋昌建：首先要有好的辩题。此外，场上的每一位辩手都能发挥自己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和应变能力，并充满了青年人特有的幽默和智慧，让非常高深的智力交锋能通过趣味性的、贴近生活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受众赏心悦目。好的辩论，余音绕梁，能够让大家再思考、再回味。如果这样的辩论赛能够多起来，就能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促动人们向约定俗成的一些旧观念进行挑战，并不断促进自身知识的增长。　　

记者：那么，辩论赛如何走出误区，实现突破和发展呢？　　

蒋昌建：现在大家都在努力，改进辩论赛的赛制，使它能够更加回归辩论本身。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就邀请了我们这些老辩手做嘉宾，对选手进行现场提问，此外，教练也可以参与比赛过程。这些，我相信，都会是很好的尝试。　　

严嘉：复旦当时之所以一鸣惊人引起轰动，是和被人称为“复旦模式”的辩论风格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在分工协作、起承转合、语言风格、幽默运用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而现在，很多辩手还是单纯模仿前人的模式，没有突破。如果要超越93年的我们，参与辩论的选手，应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创造出有自己风格的新的辩论模式。　　

记者：十年后再回首，辩论赛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季翔：在十年前那个学期的强化训练中，我有幸聆听了复旦50位顶尖教授的教诲，接触到了人文科学中最为精髓的一些知识和思想。辩论中养成的语言习惯，对我的律师职业裨益无穷。此外，不少因为辩论认识的伙伴成了我的挚友。　　

姜丰：训练过程中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早就忘了，回头看，留下的是一些抽象层面的东西，如思维、逻辑、意识。通过论辩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辨理性，而且在辩论中，一个观点的正面与反面得到廓清，使我们看问题更周全。“辩”的基础是“辨”。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才是辩论的旨意。对我们来说，辩论只是一个引子，引导我们进一步走入知识的宝库，学习更多的知识，推动自我的深化、升华。　　

记者：很多人都关心，十年前的辉煌给年轻的你们带来了一种“高峰体验”。距离这种体验很久了，现在有什么感受？　　

蒋昌建：有的人常说，蒋昌建怎么还在学校里。好像我不应该待在学校里似的。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只是被辩论赛放大了形象而已。　　

季翔：我觉得，人生中应该不时解构自己的成就，复零自己的成就感。让一切从头开始，满足于日常的成功，轻松而踏实。就好像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说法，名利枷锁本来就是身外之物，经历与感受才是真实的财富。如果每天我们起床后，脑海中浮现的只是满足和快乐的感受，而不是为了苦苦维系成就而花费的心机，我想，生活该是多么美好与富足啊。如同秦绍德书记在给我们这本书里所作的序里写的那样，那一年带来的成就、辉煌、机遇、资源、骄傲，这些抑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汇聚和升华。

曹静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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