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场比赛（1995年11月1日）提要：即使是这样的问题重重，辩论的精神这样一再被曲解，但是那场比赛仍然让我们激情沸腾，也改变了好几位辨手和观众未来的生活。在大学里，仅以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自龙岩一中高94级（2）班的同学参加了校一级的辩论比赛的就有五六个人，占到了十分之一的比例。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小山城的孩子来说，这个比例绝非偶然。 1993年的休学对我影响深远。那年秋天当我重返校园的时候，原来的同学们都已经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而我则还需要为争取一个这样继续上学的机会而努力奋斗。在九十年代中期高校尚未扩招的背景下，即使在龙岩一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大学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上的。在我们的教学楼旁，有一个专门给补习班上课用的阶梯教室。那里的日光灯彻夜不关，我们常常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青年男女们有令人心悸的苍白面容。在这样巨大的升学压力下，人成熟或者说苍老得特别迅速。所以说，如果你考不上龙岩一中的高中部，那你的大学梦就更加没戏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是我在新的班级里过得不错。L、C还有那些新的朋友，和我一起骑着单车在街上逛来逛去。当打架事件的余波过去之后，我们还是经常十几个人一起去溜冰。当大家手拉手在冰场上转圈的时候，青春的感觉就象面前模糊的人影一晃而过。然而很快地，就象在冰场上被人流冲散一样，我们也在中考的洪流中被冲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我对这段时间最深刻的回忆是在1994年5月的某一天。那时候龙岩一中作为地区的王牌中学，采用一种非常复杂的中招录取方式。首先，是在本校的初中6个班中进行数理化和英语的考试，录取前50名组成一个理科实验班；然后，是以地区质检为初试，选拔150名本校学生和100名外校学生来校参加称为“保送考”的复试，录取其中的前100名；最后，才是在正式的中考中，留给所有考生70个名额。对于我们这样对理科不太感冒的人来说，第二次考试非常重要。然而，在地区质检结束的那一天，我和L却都发现自己考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消解烦恼的东西，于是我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他家对面的一间空房子里，面对面地喝了一个下午。那一天下着非常大的雨，一条条的水线从窗户外面爬上来，慢慢地模糊了我们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喝酒。那时候我15岁。 1994年的5月28日，保送考的成绩公布了。这绝对是很多人生命中的分界线。我的同桌女生就在这次考试中落榜，之后中考去了一所卫生学校，从此注定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在四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一篇作文里这样描述成绩公布那天的情景：
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是一个火红的日子。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还会清晰地留有关于那天的印象。一九九四年的五月二十八日是我们初中升高中保送考揭晓的日子。为了那个日子，我们等待了很久。
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坐在座位上像罗丹的雕塑“思考者”一般沉默不语。书是懒得去翻开了，连和邻座的漂亮女生搭话的兴致也早已不翼而飞。手心里凉凉的，是沁出了汗吗？二十分钟的早读课，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有的人脸上写着两个字：混乱。
教室里的电扇徒劳地转动着，驱不走一点弥漫在课桌椅之间的沉闷。前几天还有人强颜欢笑，今天则不再有力气去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架势。在压抑的气氛中有一股火药味，我看看四周，所有参加了保送考的同学都有张不成功便成仁的脸。倘若在平时，我一定会笑的，但现在我笑不出来。因为打开铅笔盒，那里面嵌着的镜子一样映着副铁青的面孔。
有一半多点儿的人参加了“保送考”，都是些平日里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可是这回的考题却出奇的刁钻古怪，足以让你丧失所有的自信。“保送考”不考政治，我们因此被拉下了一截，所以没有参加考试的人们都在自信地读着政治，声音很大，甚至有些肆无忌惮。
随着钟声，上第一节课的数学老师踏进了教室，但是他的课成了典型的自说自话。底下的学生或者在窃窃私语，或者是呆若木鸡。每个人都在心底一遍遍地盘算自己的分数够不够248分——已经公布的录取线。要是数学发挥得好呢？要是英语多错了几道题呢？我们的眼睛不自觉地瞟向休息室。在那里，班主任们正和段长确定保送的名单。
大约二十分钟后，数学老师不情愿地第三次中断了他的讲课。可能是意识到无论怎么劝说也不能让大家安下心来，他决定叫班主任来念名单。他以为，揭晓之后，就会安静的。
班主任来了，迎接她的是一片沉寂。她先抱歉地说明了这个名单并非最终的结果，然后开始念名字。一个、两个、三个......每个被念到名字的人都以最快速度放松了紧绷的脸，而剩下的人则更加紧张——还会有下一个吗？会是自己吗？
名单念完了，班主任抬起头扫了眼全班，匆匆离去，课堂上却显得更加纷乱。我平静地坐在桌前，不远处传来轻声的抽泣。
我的读了四年的初中，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突然死亡。
1994年的夏天我回了一趟上海，一个人去。当然在那里的时候是住在亲戚家里。每一天早上，我从靠近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车站出发，借助一辆吱吱作响的旧自行车、每次投币五毛的公交车和一张上海地图，周游这座城市。94年时浦东的开发尚不全面，我曾经为了感受南浦和洋浦大桥的壮观而几次坐车往返浦江两岸，也曾经在乘错车的混乱中穿越昏暗的江底隧道，踏上浦东的土地，但是，在雄伟壮丽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旁，当时还只是大片大片的空白。所以，我更多地去了那些历史上留有痕迹的地点：中共一大旧址，孙中山故居，鲁迅公园，老城隍庙。在夜晚的外滩上，我看见一道云线划空而过，把申城的天涂抹成太极图般奇异的黑白两色；在下午的宋庆龄故居，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把我淋得全身湿透，一位陌生的阿姨递给我擦头的毛巾；更多的时候，黎明或者黄昏，在旧城区的小巷里，我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扇扇疲惫的门窗，打扰它们的安宁和平静，想勾起它们对于多年前另一个同样血脉少年的追忆。然而，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看惯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往事，早已学会了冷漠处世明哲保身，流转的时间和树叶的阴影间，没有什么东西被承认永恒的地位。这里的确有让人陶醉的种种，却吝于对一个略带外地口音的少年露齿一笑。所以上海之大，已容不下我的心。在一个台风光临的早上，我背着来时的包，坐车回家。旅途就是永无止境的铁轨和一晃而过的风景，人在这时无比孤独。 龙岩一中1994——1995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历
10月12日——15日 校田径运动会
10月16日——22日 高二社会实践活动
10月23日——29日 地区一级达标验收、“普九”验收
11月6日——12日 半期考
11月27日——12月3日 省一级达标验收、文艺汇演
1月1日——7日 元旦放假一天
1月8日——14日 高三语、数、政三科会考
1月15日——21日 学期考
1月22日——24日 发成绩单
1月25日——2月9日 放寒假
1994年秋天的龙岩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到有点不象话的程度。这年9月，我进入龙岩一中高中部。此前，老师和高年级的师兄一再警告说，从初中到高中的适应过程相当艰难。有人说，小学六年级到初一是一个台阶，高三到大一是半个台阶，而初三到高一是两个台阶；又有人说，小学看三年级，初中看二年级，高中看一年级。经过了整整一个暑假这样的警示教育之后，结果是我比他们想象得干得更糟。很多事情真是没有办法。
如果说进入初中时我还缺少对未来生活清醒认识的话，那么在走进高中班级的教室前，我的确是带着对之后三年的无限向往。《童年》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有张成熟的脸。”我也真的很想长大。但是，谁知道长大的过程竟然是这么痛苦。
军训是我的高中第一课。我觉得这一课无所谓好坏。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经过军事化管理的人员当然比较听话，有团队精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雷同和整齐划一则绝对是灵感的致命杀手。对于天性懒散不求上进的本人来说，这种可以不做的事情当然是少做甚至不做来得最好。但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我也许是命犯华盖，居然在1994年——1999年的5年间接受了4趟军训，从小兵张嘎一直被练成了大兵雷恩。至今爸爸还常常怀念我在高二军训后回来的样子，他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瘦的时候，面如锅底，眼露凶光，看上去野蛮彪悍。但是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并没有真正被部队的生活所改造。我们有一位教官，当兵前乃是车匪路霸，经常拿刀去敲卡车驾驶室的窗户；当兵后则是模范班长，爱兵如子教导有方。连长在的时候教官总说革命军队是个大熔炉，教育了他挽救了他；私下里他跟我们说，这种生活没意思透了，不如回家再战江湖。这种反差让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怀旧，感性和自由主义的。军营生活有的时候可以掩盖这一点，但并不能消灭它。 伟大的革命军队终于没能够把我练成一个合格的士兵，但至少在1234的号子声中，我也干得不好不坏。一个证明就是，军训之后，我被班主任任命为临时班委的副班长。这个职务不算太大，却也让我倍感自豪，因为自从在遥远的小学一年级当过中队长加班长以来，我已经有差不多十年时间没做过那么大的干部了。做学生干部是领导的信任，更代表你又重新回到了世俗眼光中的优秀者一侧。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非常来劲。从早上的点名到上课态度的登记，从班级秩序的维护到放学后卫生的情况，事无巨细，毫铢必究。但是，这样热情洋溢地忙乎了两个月之后，在正式的班委选举中，我却没有保留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位置。一个人缘更好的男生以很大的优势取代了我。在当时，这是一件让我无比失望和愤怒的事情；但是，这种失望和愤怒所带来的反思后来却成为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今天看陈鲁豫的书，她说她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连26个字母都记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就开窍了，后来英语果然说得不错。不知道别人的成长中，这样一种豁然开窍的经历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虽然在英语上没有这样的好运，但是的确也开过好几次其它的窍。比如有一种数字游戏，是小学的时候爸爸教给我的，两个人轮流数数，按自然数的顺序从1数到30，一次可以数一个数，也可以数两个数，谁数到30谁输。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占据到29的有利位置。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路上研究这个游戏，发现了只要数到26，则对方数27，我可以数28，29；对方数27，28，我也可以数29。然后再经过反复思考，突然得到了可以依此类推，必须掌握23，20直到2的原理。这在数学上据说是很简单的一道题目，但是独立思考的发现的确让人欣喜若狂。又比如初三时上化学课，那时候我很喜欢化学，学的很认真。有一次预习时发现一个问题不懂，上课的时候就非常认真的听。结果听到某一个时刻忽然眼前一片光亮，不仅仅是弄懂了这个问题，而且是从此之后化学书上的所有知识看起来都很亲切了。学习是一个长期的量变过程，开窍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质变，用佛家的理论来说，就是“精进”之后的“顿悟”。
我在做不了副班长这个问题上的顿悟是：做人要有技巧。在这个问题上，爸爸经常喜欢用“韬晦”这个词，大概意思是说不要锋芒毕露，要低调一点。但是他自己就不是这个观点的忠实执行者，而总是喜欢在任何问题上扮演不折不扣的出头鸟，所以多年来被各种各样的枪子儿打得遍体鳞伤。我没有他那么坚强，所以我很快就改变了做人的方法。从那次被民主选下台之后，我又做过几次学生干部，任上一般无功无过，果然四平八稳。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自从学会了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生活就失去了很多纯朴的趣味。郑智化的歌里说：“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成长就是这样令人痛苦。 虽然在竞选中失去了副班长的职务，但是我的高一生活并没有就此陷入平淡。在校园里高高的白杨树下，我们有那么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在1994年9月，几乎是上高中后的几天里，我加入了龙岩一中校报《太阳风》编辑部，开始又一次追逐理想的奔跑。
1994年3月的《太阳风》的征稿启事上，把自己吹捧成“龙岩地区首家由中学生自行集资、自行创办的校园读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靠的。反正以我后来编报纸的经验看来，排版和印刷的经费是由学校政教处出的，而其它的费用几乎是零，只有在举行一些活动时才向社员们收几块钱。由此可见，关于这份报纸的很多宣传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学生社团的一种通例——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样。
但是，在高一的那个秋天，发现学校里有《太阳风》这样级别的校报已经很让我振奋了。何况，就在登着那篇言过其实的征稿启事的报纸上，还有一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散文《云远天高》。后来的经历让我相信，它是完成我的文学启蒙的最后一篇作品。
文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汇，从高端的意义上来说，我可能至今还在它的殿堂之外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又何必计较得那么认真，以至于失去了很多唾手可得的快乐呢？那么从比较低端的角度来说，我在1985年前后认识了1800个汉字，并且在有意无意中开始了对文学的接触。在那以后的十年间，我看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歌，也尝试着写过一些东西，但总没有实现从写作文到创作的那一步跨越。《云远天高》之所以能帮我完成这种跨越，并不因为它写得有多么了不起的好，而是因为它好得恰到好处，正好在我能够得着的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模仿它的用词，结构和语调，并且感到受益匪浅。 云远天高（陈凌）
一切都是淡淡而来的记忆，一切都是淡淡而去的记忆，云远天高。
有风的季节真好。你不知道我是谁。我躺着懒懒的阳光，和着寂寞了多年的词曲，在潺潺的笙箫声中，向你漫去。
你一定以为把春天藏在你郁郁青青的小竹篮里了，红红的草莓和白白的野花却悄悄地爬满了那山的脊背，望你偷偷地笑。于是我枕着从很古以前飘来的浮云，淡淡地想你莞尔无奈的样子。这个季节却因此而变得如花似玉。
在故乡，这时候一定有最明亮的笑语，和久违了多年悠悠远远的牧笛。风起时，古廊下的铃铛响着，绯红的大鸟伴我滑过淡青色的天际；你和那秀气的乌鸦站在远方，唱一首人们早已遗忘但却依然动人的歌曲。于是，有很年轻的岁月和很灿烂的日子，在为你酝酿一个天上含苞待放的奇迹。
呵——有风的季节，真好。
我已不再是这生命中的过客，独自在拥挤的人群中默默地穿梭。奏响一段温柔的往事，如水的年华从我指尖幽幽地滑过。
有信就好了。有信，我就可以读你熟悉的笑容，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现在，山的那里，也许已是大雪纷飞；绿绿的铁芒箕和青涩的紫蔓藤淹没的那堵记忆斑驳的古墙，有红红的杏花儿掠过——这里却是春意盎然。
在从前有轻风拂过的日子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株立在原野上的蒲公英，去飞过一座座古老的城市，但朴素的大地总和你一般默默无语。
祝福这一生拥有一方蓝天，一座小桥，一脉流水，和很明媚的风光——深藏心底。
一切都是淡淡而来的记忆，一切都是淡淡而去的记忆，云远天高。
（发表于《太阳风》第三期 1994年3月30日）
与做班干部的跌跌撞撞相比，我在《太阳风》里的事业算得上一帆风顺。这后来也成为了我在学生社团中的一种常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是那种只要自己喜欢，就会不管不顾地一直往下做的人。在学校里大家都以学习为主的时候，这种对社团毫无保留，全情投入的人当然会显得非常突出。至于这对学习有没有影响，我当时就懒得多想，现在当然也就更没有什么考虑的必要了。
对于我来说，《太阳风》的新奇之处，在于它是用电脑排版和印刷的。在个人电脑还没有普及的1994年，枯燥的排版操作也能让我看得入迷。我们的报纸有四个版面，每个版面大概有两三千个字的容量，可以排四五篇小文章。在送到电脑室打印之前，我们要先去约稿或者写稿，然后把确定下每个版的文章，进行修改，计算字数，在一张绿色的排版纸上画出版式来。这种工作非常琐碎，但是能够培养一个人处理细节的能力。从《太阳风》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害怕过编辑类的工作。
我们画的版只是一个初稿，电脑员把稿件打进去之后，还要在显示器上做实际的修正。于是新来的我就呆在那间小小的打字室里，指指点点，比比画画，和打字员探讨有关的问题，闲下来的时候，则无所事事地看着窗外喧闹的街道和走过的人群。四个版的编辑需要花不少的时间，但是有时到了下午五点钟，打字员就说她要去幼儿园接孩子，不能继续加班。于是我们和她商量，带着她的家长卡，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山上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孩子接下来。做这些事情让人不知不觉地成长，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在《太阳风》里做过记者、文字编辑、总编助理、执行编辑和社长，在上面写过散文、小小说和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在那段时间，我和《太阳风》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如果没有高考的话，我大概现在还在那里，写这些在我们的班主任看来非常可笑的东西。 我们的梦想
十六岁是花开的季节，十六岁的我们有比花更美的梦想。在这季节的一隅，我记录下几位同行者的梦：
“我会很成功地考上一所重点大学，然后在分配中自寻门路，找到一家合适的单位，开始我的新生活。”一位高二的优秀学生A告诉我。他很自信，不仅因为他的成绩，更因为他的奋斗。
相比之下，他的同班同学B则显得更富于想象力。“我要做画家，”他说，“工作对我而言很遥远，我的理想是一张家喻户晓的名画。”B并不是在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他的画多次获奖，而年仅十六岁的他也在颜色中跋涉了十二个年头了。
男孩的梦如此，女孩的梦也不会逊色。C梦想着成为一名女兵，她很自豪地背诵着毛主席的名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而比她小二岁的D则有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目标——核物理学家。很自然地，她以居里夫人为自己的崇拜对象。D同样是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在女生很少的理科班里屡屡成为前五名中唯一的女生。她的化学和物理又学得极佳，已经自学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水平。
上面的几位同学无疑是很幸运的，他们在拥有美好理想的同时也已拥有了比较好的条件。我想起在一次旅途中遇到的一个卖水果的男孩。他的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只能供这个成绩年段第一的孩子读完初二，但这男孩同样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说，当新的一个学期开学时，他要重返校园，在那里，继续他的人生。
开学的日子已过，我在心里为他，为所有的中学生朋友道一声，“梦想成真！”我想，每一个梦，每一个拥有梦的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圆满的结局。
（1994年10月4日于窗前
发表于《太阳风》第四期 1994年10月12日）
《我们的梦想》是现在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一篇作品，这样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优点，但也面面俱到，好像不应该会得罪什么人。但实际上我们的班主任也就是语文老师L看完之后就很不满意。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有一天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他有一句评论让我颇为恼火。意思大概是说，在校报上写文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就到《闽西日报》上去发表。
当时我的确没有到《闽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本事，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就一定有。但是，我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把能否在《闽西日报》上发表作为有没有本事的标准。在我看来，中学生能写好一篇文章，能拿到校报上发表，不是有没有本事的问题，而是说明在这个方面，他在同龄人中间有长处，可以培养；以后，他也许可以在大学的校报上发文章，也许可以在《闽西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上发文章，甚至可以写单行本的小说，写大部头的作品，这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什么可着急的呢？如果说李白小时候刚开始学写诗的时候，L老师就跑出来说，你写这玩意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就写个两三百首《离骚》来看看，那一代诗仙很可能还没有出蜀道就已经呜乎哀哉掉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从教育学上的常理来说，当某一学科的老师发现他的学生有这方面的才能时，他应该做什么？总是有教无类，尽力培育吧。难道说他应该立刻对其冷嘲热讽，使其心灰意冷？以我后来短暂的教师生涯的感受，似乎不该是这样的。
现在我猜想，也许是L老师当时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说话有些不经过大脑；也许是他一直给《闽西日报》投稿而未果，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又也许是他爱才心切，希望我能早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一展身手。不管怎么说，因为有了他的这句话，我才在未来的日子里警醒，自尊，没有固步自封于年轻时代的一点文采，而是不断努力，超越自我。十年前的那个时候，L老师也未必想到，他的话对我会产生如此重大的意义吧。不过，对于我和他来说，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后话了。问题在于他的这些伤和气的话一出，我就立即感到难以与之在一个屋顶下继续和平共处。好在高中只过了一年，就要文理分班。相对于大多数人一直在文理之间徘徊的辗转反侧，我是二话没说就背着铺盖卷去了文科班。所谓话不投机，扬长而去，亦是快意恩仇，男儿本色。 1995年9月，我进入后来被称为高97届（2）班的文科（2）班。我很喜欢文科班这个名字，听着就有点风花雪月的味道，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读过高中的人都知道，当时权威的说法是，在文科班里关键看你的英语和数学怎么样，英语和数学好的话，其它学科背背就行了，总归差不到哪里去的。英语也就罢了，为什么文科班里数学那么重要呢？以大多数文科生毕业后的经验来看，我们其实只要能掌握五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就够了，反正工资也就是这么多，而在买菜和交电话费的时候，好像也用不上什么二次乃至三角函数的公式。而且学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直不用就会忘记。大四的时候我们全宿舍的同志曾经凑在一起，试图解决一个家教中遇到的初中二年级的几何问题。在研究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有一个人怯生生地问：
“谁还记得勾股定理是怎么说的来着？”
虽然要学数学，但是在文科班的第一个学期里，我们还是留下了那么多有趣的记忆。这其中，有运动会上的团结奋战，成功后的狂欢派对，也有远赴江西社会实践的同甘共苦。作为高中生来说，的确很少有这样好几天在外地活动的机会，我们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路漫漫其修远兮
——记高二文科班社会调查
古人用一个词来形容旅途的漫长，那就是“千里迢迢”。恰好此次跨越闽赣两省的社会调查，也走了将近一千里路，不可谓不长了。然而，在经过如此长途跋涉之后，我却没有一点疲惫的感觉，四天里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
由于行程仓促，我们对每个景点只能是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在车上时也不禁抱怨过几声这盘曲险峻的山路耗去了太多宝贵的光阴。但回来后仔细一想，却觉得这正是一个象征。无论是瑞金的沙洲坝、红井、叶坪，还是长汀的朝斗岩、秋白亭和福音医院，甚至于古田会议旧址和龙岩一中旁的毛主席故居，它们本身的价值终究是有限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它们是那一段烽火岁月的历史见证...... 在古田我买了一枚纪念章，用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时期为毛主席拍的照片。有时在想，那一个遥远的延安和脚下所踩的红土地，究竟存不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呢？或者说，当主席风尘仆仆地站在了古田时，历史就注定了他将要走进那座故都去吗？谜底固然难以揭开，遥远的故事却如长汀的豆腐干般耐人寻味。从上海的中共“一大”，到“八一南昌起义”，再到井冈山、瑞金、长汀、古田和龙岩，更随着长征的红军，延伸到遵义和延安以及后来的西柏坡和北京。二十八年的征程仿佛只是长河中白驹过隙的一瞬，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龙岩一中95年高二社会实践征文一等奖） 关于这次社会实践的详细情况，大都写在了本人这篇兼具游记和报告风格的文章里，但是这只是完全正面的那部分心得。侧面的那部分发现我当时是绝对不敢往里头写的（还有一部分更负面的体会现在也不敢写）。比如长汀是瞿秋白先生的受刑之地，龙岩一中则是邓子辉副总理的母校，但我以前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考察中我们在瞿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段叙述，说瞿秋白当时没有随红军长征，而是按中央要求准备转移到广东治病，邓子辉等人和他在一起。1935年2月24日，一行人走到了长汀县灌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在树林里生火做饭，惊动了白军——
“于是敌人包围上来。邓子辉同志是当地人，地形熟，就抄小路跑掉了。瞿秋白同志等都不幸被捕。”
瞿骨子里是个浪漫文人，在狱中还帮看守刻印章，写《多余的话》，作诗说“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 所以，像一切知识分子一样，他乃是文弱之人，那时又得了和林妹妹一样的肺病。在纪念馆里看到这里，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要是当时我们的校友抄小路的时候跑慢一点，把他也带上就非常完美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跑得太慢，连邓子辉也很可能被敌人抓住；那样的话，我们后来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很“威水”的校友了。这样的观感虽然发自内心，但是很不严肃，如果写到社会调查的作业里去，不知道老师会不会给我及格。
说到邓子辉同志，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一尊他的铜像，还有一座邓子辉楼。大楼落成的时候我刚好初一，在典礼上领导们纷纷说，要学习邓子辉。领导的话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让我们中学生如何学邓子辉呢？书上从来没有说过他在中学里怎么认真读书，尊敬师长，参加奥赛而得奖，学习雷锋而三好，而只是说他上学时带头罢课，做干部后关心农民，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等等。这些事迹有的我们想做而不敢做，有的想做而不必做，有的想做而不能做。唯有跑得快就不会被敌人抓住这一条，似乎学起来还有些简便易行。在长汀住的那个晚上，所有的男生都跑出去喝酒，在县博物馆门口的小摊上用当地特产豆腐干、鹅翅膀和卤笋片配合，消灭了好几箱啤酒，在这样宽松的气氛中，自然有不少人叼起了香烟。当天晚上喝酒是老师默许的，香烟则仍然禁止，但是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所以就不会被老师抓住。
长汀瑞金之行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让我们近距离见识了什么叫严格的校风。招待我们的中学是当地最有名的中学，高考成绩四海皆知，但是有很多在外人看来很奇怪的做法，大概都是学校出于让自己的学生在读书中多花一点力气，在高考多一点战斗力的良好目的而形成的经验。我们和他们一比较，立刻就有忆苦思甜的感觉。该学校里所有的女生都理着清汤挂面似的头发，而且大概因为起得太早，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毫无美感可言。有人去问，果然是学校统一规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大家评论说，女生留了这样的发型之后，估计早恋的事情会大大减少，但是因为生活枯燥而逃学的不知道会不会增加。还有就是这里的食堂为我们做了非常丰盛的饭菜，但是没有提供凳子，所有人都是站着吃饭。据说在一些老式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但我细细想来，好像这并不是孔二先生留给我们的光荣传统......总的说来，出外考察是给了我们这些笼中之鸟一个短暂放风的机会，我们却整天叽叽歪歪，唠唠叨叨，看到什么都想评论，看到什么都有评论，就此充分地暴露出了自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种种缺点，让老师们明白了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多么需要改造的不良青年。
从社会调查的兴奋中归来之后，我们大家都变得很会说话，很爱说话，也很需要说话。用后来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时髦语言，就是说“随着个性的张扬和解放，对于话语权的要求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后来那场石破天出的辩论赛。
一般来说，至少要正式举行的辩论赛，才能上报纸发新闻而传诵一时；而只有在全国级别以上的辩论赛，才会出书而流芳百世。但是，我们的这场比赛，不仅有新闻报道，还有一本辩词实录。因为我在比赛结束之后，自己手抄了一本《龙城舌战——龙岩一中高97届2班辩论赛纪实》。这自然是受到了《狮城舌战》的影响，但是牛皮未免吹得太大，差点闪了宝贵的舌头。不过有了这样一本记录，在多年之后，倒是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那个时候所理解的辩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青春是否需要崇拜
青年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而许多人选定了某一位名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思想指导，大量的崇拜变成了迷信和盲从。那么，青春究竟需不需要崇拜呢？日前在我校高二（2）班所举行的辩论赛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次辩论会是根据校团委“每学期开展两次团支部活动”的要求而举办的。高二（2）班团支部在赛前公布了辩题“青春是否需要崇拜”。全班同学根据自己的认识选定立场，从中推选出了八位正式辨手参加这场精彩激烈的“校园舌战”。为了兼顾比赛结果的公证性和便于同学们的参与，本次比赛有三位教师和二位同学参加了评判工作。
在比赛过程中，正反双方队员对崇拜的由来、定义、实质、发展和影响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观点分歧处旗帜鲜明、寸步不让，双方都有意识地采用了古书中“启、承、转、合”的陈述方式，由逻辑、理论、事实和价值四方面支持本方观点。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全体同学对崇拜这一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赛后，评委之一的黄梅亮老师对这场比赛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评，肯定了这场活动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比赛的不足之处。
（发表于龙岩一中学生会刊物 《太阳风》1995年12月8日第四版）
实际的比赛当然不像描写得那么精彩，但是业余比赛也蛮有业余比赛的趣味。我们没有设备，不可能录下现场辩论的同期声，不过可以看一看正方（我们比赛中的对方）事先写在自由辩论材料上的片断文字，来窥一斑而知全豹： 正面交锋，旁敲侧击，讽刺挖苦，奚落调侃
从对手的每一个环节中去找错误，不仅对于理论、逻辑、事实、价值而言，即便对对方的错别字和失态的举动应尽量加以利用。
图腾崇拜——请对方注意，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街上大喊：“啊，青春不需要图腾崇拜！”你会去理会他吗？
出现问题：
1、自由辩论时间有够：轮流念卡片或讲几句有利本方的话耗完时间——“鉴于我方已充分阐述我方观点，故多余的时间我们放弃。”
2、自由辩论冷场：“大家难道没有仔细体会反方的问题所在？“
3、四人都站起：“我代表我们四位对对方辨手的问题表示疑义，错误太明显了......”
4、我对对方四辩的成语词汇之丰富表示敬佩，然而我对对方四辩所用成语的词不达意表示遗憾。 所谓对方四辩就是我。在这场比赛中，我扮演的角色是“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既是组织者，又是反方领队和辨手。当时我对自由辩论的准备不多，但是四辩的总结陈词是精心之作，修改了无数遍，草稿堆起来有两三本书那么高。因为当时的辩论是以总结陈词为关键的，这场比赛也是四辩之争最为激烈： 反方四辩陈词（张凝）
谢谢主席。
各位评判、观众，对方同学，大家好。
一个严肃的辩论场需要严肃的气氛，一场理性的辩论则需要理性的思维。但是，在经过前几轮的探讨之后，我方遗憾地发现，对方同学显然为崇拜的极端性所束缚，以至于在逻辑、理论、事实三方面都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下面，我就此总结我方观点。
对方同学今天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定义不清。何为崇拜，我方一辩早已开宗明义。崇拜就是尊崇钦佩到了极点。我方从不否认正常的尊崇钦佩有益无害，但对一个本当一分为二的辨证的认识的人或事物，尊崇钦佩到了饥不择食、全盘接受的极点，难道是一种良好的思维方式吗？
第二，对方同学理论模糊。我方二辩明确地告诉了大家，崇拜不仅本身是愚昧的产物，而且是历代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古人崇拜所谓“天地君亲师”，从中体现了对神的迷信和对封建秩序的俯首听命。对方同学说崇拜有好坏之分，但我们却难以找到对青春有利的崇拜，正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啊。
对方同学立论中的第三个错误是无视客观事实。请看，文革中有疯狂的红卫兵，现实生活里有痴迷的追星族，这些比比皆是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崇拜给青春带来的严重后果吗？陈云同志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难道我们不能学习一下这种辨证的思维方式吗？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崇而不拜”呢？
崇拜是一种被主观想象扭曲了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青春，并不需要崇拜这“恰似（音似“掐死”）你的温柔”。本世纪初，面对军阀政府所提出的崇拜孔孟，李大钊先生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世界。”七十年过去了，对方同学为什么还对崇拜这条沉重的金锁链恋恋不舍，还要“为伊消得人憔悴”呢？
今天，站在年轻的起跑线上遥望未来，二十一世纪正缓缓升起于亚细亚美丽的东方，旧世界与新天地的撞击萌生了无限的机遇和挑战。当然，前进的道路上总有一些艰难险阻。崇拜给个人及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沉重困扰便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今年，是二战胜利五十周年，当人们沉浸于和平的笑语欢声之时，谁又能忘记那场由于对战争狂人的崇拜而引起的世界大战。今年，更是《马关条约》一百周年，若不是因为李鸿章的只知崇拜列强坚船利炮，堂堂北洋水师何至于全军覆没？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只有摆脱了崇拜这个巨大的精神枷锁，青春才能显现出它无往而不胜的巨大威力。
“给我青春的坚定和自信，让我托起明天的太阳！”
谢谢各位。 正方四辩陈词（陈燕鸣）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同学的陈词很有激情，但是这无助于一场理性的辩论赛。好，下面由我来进一步阐述我方观点。
第一，青春需要崇拜，崇拜具有自然性。面对现实，一个类似现代科技的古文明，一位舍生忘死保国家的英雄，一处美轮美奂的自然奇景，使多少人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一位伟人说过：“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流下热泪。”古往今来，圣哲们倍受推崇。曾巩、欧阳修对孟子的能言善辩甚是倾慕，曰：“其言及世人之甚易知而切于事实。”当代张玉成将军也说他崇拜岳飞和伽利略。可见崇拜不是虚伪，更不是吹捧，是发自心底的真诚。大仲马说过，“崇拜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倘若连崇拜这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应有的特权也要加以压制，人类将如何发展？
第二，青春需要崇拜，崇拜具有必要性。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正确阐述了崇拜在人生道路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崇拜是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谦逊。崇拜是尊敬、看重、自重，是对他人人格和自我人格，他人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崇拜是一种进取，一种上进，一种责任感。别人成功，崇拜别人，表明自己对别人的赞赏、羡慕、钦佩和追求，激励自己。这完全是一种积极奋进的人生，绝没有颓废、空虚和绝望。高尔基说得好：“追求进步，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目的。”雄鹰展翅，不能没有空气，正如屡屡困境不能没有奋斗动力；远洋航船，不能没有灯塔，正如漫漫人生不能没有奋斗目标。而崇拜能够在你面临黑暗时，指明方向；在你身处逆境时，提供动力。崇拜紧贴于我们理想探索和现实生活之中。它好比面前的一轮红日，它升得越高，伴随我们的黑暗就越小。青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崇拜，树立起远大理想，为自己所崇拜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第三，青春需要崇拜，崇拜具有伟大的意义。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花果飘零”。越是此时，我们越要提倡高尚崇拜。可喜的是，在东方这片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我们说，传统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看，爱国主义教育的普遍实施，学习徐洪刚、孔繁森、张鸣岐轰轰烈烈。我们相信对传统精神的崇尚，必将使民族之光大放异彩。神圣庄严的崇拜能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展示一个民族的魂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固然可悲，而一个民族拥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却无人崇拜，不更可悲吗？最后让我引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句话：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
（记录于笔记本《龙城舌战》） 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辩词，我的确觉得比较惭愧。最重要的还不是文笔上的修饰如何，而是因为下判断时的语气太过武断，少了儒雅之气和探讨之意。这也再一次证明了辩论的风格缺陷不是可以用一些准备工作来完全弥补的。在比赛场上的气质，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但是，之所以这些东西还有被记录下来的价值，是因为它们如此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阶段我们理想中的辩论。那时学力有限，无人指导，甚至连老师们对辩论赛也是一知半解，全校只有几个人在前两年参加过一场地区组织的中学生辩论赛，当时也正忙于高考，无心与我们交流。所以这八个站在台上的业余辨手们就是依靠一本《狮城舌战》作为经书，在毫无辩论赛传统的学校里做起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者。这大概也是大部分辨手曾经面临过的尴尬。十年之后，我和2003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辨手，台湾世新大学的黄执中有过一番交谈。从年龄来说，他比我要大三岁，但是从参加校际间正式的辩论赛来说，他要晚许多。因为2000年我们去全国赛的时候，他还在社会上工作，2001年才去读大学。然而，他却提到，在他高一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辩论赛，就有师姐来提携他，教给他很多辩论的要领。那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我真羡慕，在当时，他们的中学里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辩论员养成体系。这当然很重要。经过多年辩论的经历，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辩论传统的缺乏，使我们的学生辩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偏向演讲，演讲偏向背稿，背稿倾向引用和抄袭。而教学一线的大多数老师们，本身就对辩论所知甚少，根本谈不上有效的指导。
在后来的学生生涯中，我经历过好几场课堂辩论。这种活动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必有一二三四辩的顺序的。形式原无不可，但题目设置得却往往不太合理，都是一方持课本上的观点——比如“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而另一方则去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结果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诡辩“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之后，再由老师总结，说你的观点有N点是不对的，分别是哪些哪些，这正是我们要克服的错误观点，然后下课，你连讲理的地方都没有。辩论赛本来就是一场训练思维的游戏，这样注定了结果的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很多老师却恰恰乐此不疲，以为一定要分出是非的辩论才有意义。照这个理论来说，泰森和别人打拳的时候，是不是双方非得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才能结束比赛呢？那就不是现代拳击，而是古罗马的角斗了。
业余比赛如此，那些相对正规的比赛呢？已经有很多人批评过辩论赛形式和语言上的种种问题了，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僵化的源头不是学生，而是比赛的组织者。直到现在，我们的辩论赛还很喜欢拿出一些价值判断的命题来做辩题，比如谁比谁更重要，谁比谁优先，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是说这种辩题一律不能辩，但是它们往往似是而非，误导辨手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无聊的拆分概念上。我曾经看到过一场师大内的校园比赛，题目是关于两个事情何者优先的争论，其中一个队竟然独辟蹊径，将优和先分开，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个时候，辩论已经完全成了辨手和指导老师们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今天，大学辩论正处于一个高峰后的调整时期，缺少个性和原创可能是它观众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现在随便什么班上的辩论赛，都是用全国大专辩论赛的现成辩题，结果大家都去抄了别人的辩词来，依样画葫芦地念一遍。这样的比赛谁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基层的辩论赛，完全没必要去做“人性本善”这样的鸿篇巨制，而应该多拿一些针对性强的，学生身边的事实来做辩题。食堂应该怎么样管理才能更好，为什么不能辩？宿舍里应不应该断电，大家都很关心，为什么不能辩？上课时手机有电话，要不要接？楼道里的卫生，要不要请清洁工？推而广之，像系里安排的一些活动，学校的一些管理方法，其实都可以拿出来让学生辩论，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样的辩论，说的都是自己的话，而不是可以上哪里去抄的，不是更有锻炼的价值吗？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有历经多年的辩战，才能有这样痛定思痛的认识。而在十年前，我们只是为了一群为了能上台去辩论而欢呼的孩子。因此，即使是这样的问题重重，辩论的精神这样一再被曲解，但是那场比赛仍然让我们激情沸腾，也改变了好几位辨手和观众未来的生活。在大学里，仅以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自我们班的同学参加了校一级的辩论比赛的就有五六个人，占到了十分之一的比例。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小山城的孩子来说，这个比例绝非偶然。 除了辩论偶然带来的停顿和涟漪，高中生活疾如季风，静若流水。在忙忙碌碌里，日子一天天走进记忆，但不是每一个时刻都能成为永恒。我们就这样到了1997年5月底的一天。在某一堂复习课上，数学老师盯着我的眼睛，问：
“发给你的三套练习题做了几套？”
我用手挡着其实都是空空如也的卷子，说：
“做了一套。”
“为什么不做完？你以为你评上省优干就了不起了吗？难道高考你就可以不考数学了吗？”
当时我很想从座位上跳起来，说些什么，或者是走出去，但是终于没有那样做。我不是说老师对我的批评不对，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学生们的确都应该认真学习和做作业，只是当时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给我的免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在送来学校的路上。在数学老师冲我发火后的几个小时，我的高中时代就结束了。从此，“人生一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 就在毕业前等待通知书而懒得做数学练习的那些时间里，我正在试着写一些比较长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小说写作时间是1997年的5月21日到5月24日。1个月后，我在抄正它的时候，加上了这样的一段序言：
这是我在高三的最后一周内完成的。这篇作品充满了对命运的谴责和不满，但实际上并非简单得一眼能够看破。写作是在初一阴暗低沉的教室中结束的，不由让我记起孤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也许对这段话我应该做些解释，当时因为学校装修的原因，把我们暂时从主教学楼的最高一层移到了旧教学楼里上课。那里是初一的教室，让人忍不住对着发黑的墙壁有怀旧的感觉。此外，我从来没有看过顾城的诗集，知道他的这句诗，当然是因为复旦辨手蒋昌健的缘故。至于这篇小说，其实我一直到大三的时候还保留着底稿，写在很大张的打孔纸上的，密密麻麻地有好多页。但是，后来我终于把它清理掉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出于虚拟的爱情故事，写到后面线索就凌乱不堪了，结束得也很草率。所以，现在留下来的只有6月份抄正的一部分。本来当时我是想把高中时全部的100多篇作品都抄在那本本子上的，但是只抄了一篇多一点的时候，高考和夏天就来了。我也不再有平静的心去完成这样宏伟的工作。而巧合的是，留下的这个开头里所描写的，并不像是刻板的中学时代的记录，而更像是之后我所要经历的大学生活的预告。也许，这才是我当时无法完成它的真正原因吧。
明天不会说话
上了高中以后，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我就提出到校住宿。父母同意了。本来想搬进宿舍，但后来听说学校里规章太严，便改在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子。恰好哥哥结婚，买了台“画王”，就把原来的十七寸黑白电视机送给了我。我在屋里忙活了一上午，用纸箱做了个电视机柜子，房间顿时“蓬荜生辉”。
再将我的四箱子书搬来，大大小小总有一千来本。往墙上钉了几条厚且抛光的木板，即是上好的书柜了。我把一些常看的书堆在上头，其余的统统堆在床底。写字台前没有贴明星肖像，却央一位丹青好手作了张瀑布写意，画上水墨翻涌，甚是好看。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玩意也搬了过来，往桌上堆了些信笺、墨水瓶之类的文房四宝。朋友们送的礼品也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阿龙拿红纸写了“恭贺乔迁”四个大字，我毫不惭愧地贴在了门楣上，倒给这破旧的屋子添了不少喜气。
我所“乔迁”的“民房”，实际上是属于前清时代一座香火颇旺的观音庙，时间久了，被信佛不信佛的人给占了。原来安着神像的大殿改成客厅，如果不是墙壁被香客们熏得油黑发亮，且有水渍斑斑，还算得气派。威严的观世音大慈大悲地将栖身之地让给众生，自己则在庙外墙的草丛中打坐，恰好面对着我的小屋。这房间以前一定是和尚或者庙祝住的，说不定有一行、弘一之类的高僧。想到这里，叔同君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不知从哪飘了出来，在我耳朵里转悠。
到正式搬入的那一天，我买了啤酒可乐大宴群宾。小屋里坐了十几位“高朋”，顿显拥挤。一波波欢笑的声浪，差点掀掉了瓦顶。我在想，如果庙里还有些神神鬼鬼，也一定会被弄得心神愉悦或是逃之夭夭吧！这么一想，对门外那位观音的些许敬畏也无影无踪了。 有了一个小小的清静之地，朋友便常来闲坐小酌。晚上看天看星星，乃至做作业什么的都有野草丛中的小动物欢快地伴奏，显得颇有情调。尤其是雨天，天水从飞檐斗拱中珍珠般璀璨地泻下，落到廊前的青石板上，碎成更晶莹的钻石，让人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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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7 17: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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