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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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oxue.com/gxrm/gx_gxdyjskqs.htm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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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mw.cn/content/2006-01/05/content_356428.htm

题目：弘扬国学从重温原典开始

　　“国学”大概是20世纪初期才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一点不难理解。试想，在汉唐盛世甚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何来什么“国学”呢？只是后来势转境迁，在中学与西学发生激烈碰撞且中学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国学”这
个概念才很不情愿地产生了。《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发表了王富仁先生10万字的长文《“新国学”论纲》，对“国学”这个概念作了辨证，并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该文认为，“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起来的，有两个人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章太炎和胡适。章促进了“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胡则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王先生显然不同意胡章把国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总汇的看法，指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以及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中，因此提出了包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内容的“新国学”概念。王先生的意图是好的，但我担心一旦用“新国学”取代了“国学”概念，也就是用当代学术总汇取代“国学”的概念，“国学”的范围实际上就漫无边际了，从而“国学”这个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在提到“国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个定义的确切含义可能不太容易清楚地表达，但却能感觉到它包涵的真正意义所在。照我个人的理解，国学既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古代学术，也不应该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更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总汇；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精华和灵性，这些精华和灵性不仅在过去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国学是那种使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使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那种基因，那种永远割舍不去的东西。

　　怎样进行国学研究，怎样振兴国学，同样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引起不小的轰动，校长纪宝成的一番言论更是引起广泛争议。为此，《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编发了关于“重振国学”的一组争论文章，争论中暴露的问题令人思考。比如纪先生忧心于人们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的国学的忽略和偏激，而呼吁国学的重建和振兴，并付诸实践建立国学研究院。但我们从纪先生重建和振兴的方案中看到的似乎并不只是振兴国学，而是包括了怎样振兴当代中国学术，怎样与欧美学术接轨，至多只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罢了。袁伟时先生对纪先生提出的五四以来因激烈反传统而对传统文化形成了“颠覆性的破坏”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造成文化断裂，反而开辟了保存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化的正确道路。袁先生的观点同样有可商榷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当然不容否认，但五四以来我们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偏失。总的来说，是继承的少，批判的多；发扬的少，遗弃的多；建设的少，破坏的多。传统文化拖了我们后腿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我们经常把今天的很多问题算在老祖宗头上。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在全世界都重视历史遗产的今天，我们对祖先的遗产缺乏最起码的尊敬的态度，这与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传统，与现代革命文化的传统不无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越来越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人逐渐增强了自信心，也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我想这是发出“重振国学”呼声的最重要的现实背景。

　　“重振国学”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口号，仔细推敲，却根本不存在国学能够振兴这个可能，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与现实需要差距太远了。我们不可能要求学生把学习国学放在比学习数理化、英语和计算机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不言自明的，除非我们恢复科举考试。但我们的确又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同时，又需要保留我们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民族性。这种个性和民族性从何而来？不言而喻，只能从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来，从备受争议的国学中来。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这种熏陶基本都是被动的，是耳濡目染，而不是主动的。况且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批判和屏弃传统文化，过多地伤害了传统文化，从而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分为精华和糟粕是多么的愚蠢。

　　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目前提“宏扬国学”要比提“振兴国学”更妥切、更现实。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培养国学研究专家，比如成立国学研究院就是一个尝试；二是鼓励人们多接触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其中阅读、重温和熟悉经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尤其是原典（主要是先秦诸子的著作），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比较而言，后一个途径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容易操作。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凡是想为弘扬国学做些事情的中国人，不妨就从阅读和重温原典开始吧。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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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4393223.html

题目：什么是国学，如何成大师？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国学大师？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没有明确标准答案的问题。作为这次活动的顾问之一，汤一介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他推荐的人选是王国维、章太炎、胡适和冯友兰。葛剑雄认为，除了学问高，所谓大师还必须对一个学科有巨大影响，培养出一批人来。骆玉明认为，国学大师必须在某个领域特别具有开创性，王国维和陈寅恪就非常明显，他们直接开创了中国新的一代学术。傅国涌则表示，有一点是这个大师在国学领域必须有口皆碑，就连他的“敌人”都无话可说。

　　其实，关于“国学”的定义本身也是存在分歧的。在这次“十大国学大师”的50名候选者中，有作家、有教育家、有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显得范围很宽泛。

　　“‘国学’的定义在专家那里是很清晰的”，尹小林说。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但到了后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学这个词的意思就不是很严格，只要是传统文化内容似乎都可以叫做国学”。尹小林说，这也是在一般网民心目中“国学”的含义，所以评选时采用了宽泛的“国学”定义。

　　真正对“国学大师”的标准做了清楚完整的概括的一个人，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著名书法家章祖安(又名章秋农)。近70岁的章祖安教授是著名国学学者姜亮夫、书法家陆维钊的弟子(陆维钊曾是王国维的助教)，国学功底深厚。除了书法，章祖安还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讲国学基础课，深入浅出，极受学生欢迎。

　　章祖安在一篇名为《再说慎言国学大师》的文章中，对怎样能称为“国学大师”做了令人信服的厘清。他说，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即使如此，可能称文豪，但也不一定能称国学大师。章祖安还提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的文化学者，即使成就卓著，也不得称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

　　章祖安还对大家公推的国学大师做了——鉴别：“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人称史学大师；夏承焘，人称词学大师；吕叔湘、王力，人称语言学大师。”

　　章祖安也认为郭沫若足称“国学大师”：“(他)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皆大气磅礴，具原创性；精研甲骨文字，郭鼎堂与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并称‘四堂’，学贯中西，译有号称难解之德国大诗人歌德巨著《浮士德》，郭氏固非社会活动家已也。”

　　启功去世时媒体都一窝蜂地称他为“国学大师”，章祖安说，启功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会以其固有幽默高喊：“饶了我吧！”他“著作俱在，岂能随便冠以‘国学大师’？”

　　章祖安最后说，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自此以后已经不可能再有大师，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国学原典也太厚重了。
　　
　　寂寞人生路，热闹身后事
　　国学大师是怎样成为大众话题的？
　　
　　在采访中，骆玉明反复谈道，这个活动背后有一个有趣的、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些大师是怎样被普通大众所知道的？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了解的又是哪些部分？与真正的大师间有多少差距？”

　　“特别是陈寅恪，他的书非常枯燥难读，我相信专业学者都没有几个能读完他的著作的”，骆玉明说，然而陈寅恪能够成为大众熟知的大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王国维

　　尹小林说，提候选名单时，20个专家都推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王国维。“他是举世无双，最纯正的国学大师。这一点没有人有疑问。”网友投票数最多的也是王国维。

　　在专业学者那里，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之卓越是不用说的。他的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有重大贡献。

　　陈寅恪曾总结王国维在学术上影响巨大的三个创举，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直接开创了一代学术和学风。

　　而仅仅这些并不足以使王国维进入公众的视野。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近一百年来学界一直对此有过种种说法，但始终不能解决，成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这显然对公众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随着媒体、书籍的传播，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也成为许多人熟悉的一句话。

　　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人间词话》。仅以记者手边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插图本人间词话》为例，该书2004年1月第1版，到2006年1月两年间已经是第7次印刷。而且仅该次印刷数就达到3万册之多。这还未计算自80年代以来，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人间词话》，这是一本可以不断重印的真正的畅销书，文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当中提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重境界”，也反复被各种媒体、各类文章引用，公众对其名字以及这段话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虽然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清楚王国维究竟研究了什么。
　　
　　陈寅恪

　　陈寅恪三十岁后即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的人，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但却完全没有世俗的声名。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界才开始认识和发现他的价值。

　　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陈寅恪的影响和名声都仅限于学术圈内。今天，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真正使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对陈寅恪其人和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部由非专业研究者撰写的文学传记，这就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陆键东花几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讲述了这位国学大师晚年的学术境遇和精神世界，集中表现了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决不曲学阿世，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书出版后，立即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各地知识分子连续举行座谈会。大众传媒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有关陈寅恪的文章充斥各种媒体。

　　大众的关注反过来推动了学术研究。短短五年间，关于陈寅恪的传记、研究专著和各类文集的出版达到一个高峰，至于论文数量之多更是难以统计。继《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三联书店又组织出版了共计13种14册、350万字的《陈寅恪集》。

　　陈寅恪的经历、思想、著作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经典的象征，每个阅读他，同情他，景仰他的人，无意中都在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在1998年被北京大学列为学生的必读书本。

　　然而，除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众还知道陈寅恪什么呢？

　　学者止庵的思考或许有启发意义：“陈寅恪究竟应该是‘小众话题’，还是‘大众话题’？陈氏作古已久，我们关于他无论说什么都已经与他无关，然而在这一‘关注’中实际上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
　　
　　■　访谈
　　“国学大师评选不同于超级女声”
　　采访对象：梁冬，百度副总裁
　　
　　记者：百度参与办这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梁冬：我们参与这次活动的出发点和我们做国学频道是一样的。在互联网时代，国学的复兴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互联网民是以年轻人为主的一个群体，而国学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相对久远，或者相对具有更多沉淀的一种文化形态。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再次清醒地发现了，当今的青少年，尤其是互联网使用非常频繁的青少年对国学的认知度是非常低的。我们做国学大师评选的目的不是要给谁论资排辈，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场景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大师，来看一遍也算是功德圆满。

　　记者：但在百度贴吧中，有网友提出，这种票选国学大师的方式是把一个严肃的专业内的事情变成了全民娱乐的“超级女声”，你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

　　梁冬：有人认为评选就等同于超级女声，这无可奈何。这是对评选本身，或者是说基由民主投票制度的一种诬蔑和无知。第一，社会大众是需要娱乐的；第二，社会大众是需要票选的。我们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表达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让很多人质疑了国学大师票选，那我们才有机会跟他讲，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眼，就算不投票，去知道国学的名词。如果没有投票的活动，甚至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总结一下，简单地讲，把超级女声和国学大师评选等同，一方面体现了国人对于民主选举的无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对国学的无知。

　　记者：有人担心，这样评选的结果，只能是那些拥有最大名声的人入选，而不一定是学术成就最高的人。你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吗？

　　梁冬：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对大众的轻视，这是一种基于傲慢带来的偏见。来这里投票的人不是看超女的一群人，来国学网上讨论问题的人很多就已经是国学爱好者了。

　　另外，我们的规则，票选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专家团。我们备选的所有国学大师，都是经过专家团深思熟虑推敲得来的。当然可能会出现学术成就最高，但是并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就如最好的歌手不一定是最红的。我们之前和专家团已经交流和探讨过。他们说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能够借由他的成功或者出名，来让更多人理解国学，这本身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这些国学大师里面，他们之间可能是厘毫之差，但他的国学思想，他的文章，他的作品能够为更多人了解，我们认为这也是他功绩的一部分。

　　记者：你是怎样定义“国学大师”的？

　　梁冬：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首先他的人格魅力和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形成某种呼应关系的，具有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弹性和智慧。

　　在我心目当中，钱钟书是一位国学大师，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可能不如人。但是我认为，钱钟书有两个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一，他的《管锥篇》对中国很多文献重新进行有效的梳理，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第二，他用杀恐龙的力量雕刻一本小书。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小说《围城》都是可以有如此多的通融性的。他影响了一辈又一辈的年轻人，知道语言的趣味和文化的趣味所在。在这点上我认为钱钟书是一位国学大师。（本报记者　田志凌）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何晶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