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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zw.dl.gov.cn/article/2007/0331/article_10244.html 2007-03-31 18:55:06 文/《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从总量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已具有某些大国经济的特征。1978年―2005年，中国的gdp从3624.1亿元增至183084.8亿元，2005年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1978年―200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355.0亿元增至116921.8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9.7%增至64%，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38.05亿美元，1979年―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8091.50亿美元。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0663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克鲁格曼的悲观预言”，而且在一些国际机构看来这种态势至少在短期还会延续下去，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乐观地预测中国经济2007年仍将继续保持增长10%的强劲态势。 显然，从总量的角度讲，中国已经、或者至少正在逐渐进入大国经济的行列，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曾多次陷入“因落后而挨打”困境的国度，人们完全有理由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绩效感到欢欣鼓舞，也有资格为这个饱经沧桑但风骨犹存的民族充满类似于“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美好憧憬。但中国在形成大国经济并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推向了备受瞩目、从而更需审慎行事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国经济不仅需要巩固现有的经济实力，还需要通过内部深化改革以谋求长期的国际经济竞争优势。但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无古人、甚至也是后无来者的经济社会演化过程，毕竟在人类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从欠发达经济走向发达经济的先例，更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同时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欠发达经济走向发达经济两重转变的先例。显然，中国的大国经济不仅面临着来自域外压力的更大考验，而且也面临着来自内部发展不确定的潜在挑战。由此，在欢欣鼓舞和满怀憧憬之余，人们更需要理性地考虑中国大国经济的潜在挑战以及有效的应对举措和风险化解问题。 中国走向大国经济将承受域外的更大压力 总量上的大国经济特征，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将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将变得更为显著。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当前世界经济正由两个“火车头”带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和结构变动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说过去世界经济主要看北美、欧洲和日本，则现在必须加上中国――这个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据此，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表明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更紧密地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连接起来，而其他经济体也必然会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由此，也会有两种打量中国的眼光：一种是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例如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中写到：“在人类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有如此迅猛的增长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期……这种状况将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机遇。”而世界银行副行长戈宾德•南尼卡也表示：“中国经济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它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种是否定和怀疑的态度，例如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约翰•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仍将强劲增长，但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那将不再是非常善意的增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r•拉迪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增加其重要出口市场――比如美国等国家的保护主义情绪。” 这两种态度代表了其他经济体面对中国走向大国经济情形的某种矛盾心态：既希望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为本国带来的机遇，又担忧中国大国经济特征对自身经济利益和既定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可能冲击。在这种矛盾心态作用下，加上与主要经济体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可以想象中国的大国经济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挑战和风险，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必将在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外部环境中逐步推进。 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的同时，也正在进入一个国际经济摩擦及压力频繁发生的阶段。由于经济关联的程度存在差异，中国所遇到的国际经济摩擦及压力主要表现在中美、中欧、中日等大经济体之间。考虑到2005年中国人均收入仅是美国的3.6%，则我们在经济起飞阶段就面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在经济起飞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阶段，在与美、日、欧等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互补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中美、中欧和中日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将逐渐减弱，竞争性将逐渐增强；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能源需求量将大幅度提高，这也将迫使中国与美、日、欧等主要能源消耗经济体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上述竞争以及对竞争的战略预期均可能促使域外主要经济体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从中国持续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在走向大国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中国将面临着更具挑战性和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面临着来自于外部经济的更为广泛的影响和压力。自然的，在处理中国和域外经济关联问题时，必须引入多元指标的价值评判机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单一的经济利益的考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于标准经济学对此问题可能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 中国走向大国经济面临内部结构性难题 中国在成为大国经济的道路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域外经济体的更大制约和挑战，这可以称为大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对于这些外部压力，当然需要采取更为务实、灵活和富有智慧的措施进行化解，包括像李稻葵教授建议的培养国际型人才，采用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大国的国际舆论导向。但化解外部挑战说到底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态势，骨骼强健的人相对于身体孱弱的人对病毒侵入更有抵抗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当然需要对外部保持敏感，但更需要在审慎的自身改革的基础上谋求长期发展，在中国成为大国经济的时刻尤其要深思改革的绩效和未来的努力方向。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量层面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于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和有资格去讨论所谓的大国经济及其挑战问题。但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上还存在深化改革的必要。对于中国的大国经济而言，总量上的显著绩效和结构上的问题丛生正在形成某种失衡关系，对结构问题的解决不仅决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大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具体地说，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 1.从产业的角度讲，中国经济体存在着显著的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反差。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指标测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经常表现出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物价的名义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价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费差距，这三个指标均体现为以1984年、1993年和1997年为拐点的“w型”变动轨迹。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因此可以理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为0.46，在2005年升至0.47，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收敛，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类似于沃尔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内，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在10年―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 2.从地区的角度讲，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理论预期的区域发展收敛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区的经济差距以1990年为拐点经过了一个“先减后增”的变化轨迹，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东部地区的有限“俱乐部趋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实际上是逐渐扩大的。1978年―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56%、26%和18%，1978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3倍，2005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1倍。在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的情形下，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和消费格局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相对拉大的趋势。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114个经济体1965年―199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可知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极高的。 3.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更高速度消耗为代价的。中国的gdp增长能源弹性系数平均值在上世纪80―90年代很低，仅为0.6，但这个比率在2000年后增加了1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但原煤消耗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2倍。当前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资源总量减少了20%。水资源相对充沛的南方也出现了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现象。 4.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在片面强调gdp和地方政府强制驱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伴生物。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部分流域和地区，水污染从江河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域向海域发展，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以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初首次采用“区域限批”利器对付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事件。2000年―2005年，中国没有按计划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下降10%，即下降到0.18亿吨，反而在2005年增加到0.255亿吨。而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5倍。 5.从国内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最终消费率在改革开放之后总体保持了持续下降趋势，国内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能力非常有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2005年，最终消费率从67.1%下降至51.9%；在居民最终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占比在急剧下降，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62.1%下降至26.8%，农村消费不足正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着负面影响。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3%。投资是48.8%，净出口为17.9%，中国的消费率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2005年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英国为60%，印度为61%。过高的投资贡献率使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过高的净出口贡献度使经济受外部波动影响的概率增加，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不同阶层居民不能充分地、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6.从贸易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种模仿小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模式来发展经济，在“一切为了出口”和竞相引进外资的理念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基本采用的是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决定要素组合效应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都表明，随着投资增长的加速，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改革的最初15年里，年均约为4%，但1993年之后该比例下降为3%。如果考虑到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则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是更多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是更多依靠投资主导，而不是技术主导。在“微笑理论”的作用下，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增长模式的未来盈利空间是否依然很大，而在要素供给有限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人们更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 7.从科层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科层制结构中采取了一种经济分权的改革，地方政府更像是具有“财政联邦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分权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但应该看到，在以gdp为内核的政治绩效评价体系下，围绕宏观调控、财税分割、环境保护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着博弈。中央政府出于可持续发展和全局考虑的战略和决策，未必在地方政府那里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政策采取一种“选择性执行”的策略。现实的反映是，在中央调控房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希望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评价中获得好处更愿意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结构趋同也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充分发育。 8.从产品提供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市场已发展得比较成熟，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也在大幅度提高，这种情况已使私人品供给由“普遍短缺”状态逐渐转向“总体平衡、局部过剩”状态。然而，在公共产品供给和配置方面，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尤其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带有民生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公共产品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在教育方面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而医疗方面也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农村的部分贫困家庭因教返贫、因病返贫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也正在承受着由于地方政府和地产商人所推动的高房价的考验。除此之外，电信、煤气、水、电、邮政等带有明显行政垄断行业的部门，没有形成基于与利益相关主体有效谈判的价格和服务形成机制，围绕这些公共品的价格确定和服务提供问题也正在不断凸现。 中国走向大国经济应对内外部挑战的基本思路 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时必须面对结构性命题。当前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结构变化最为突出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发展成本急剧上升的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之所以也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发展成本迅速上升的时期，与结构性原因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时必须应对这种结构性挑战。为此，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转变：一是发展理念的转变，即从单一强调经济增长、认为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理念，转向将增长看成是发展的手段、以社会成员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将居民福利扩展作为发展最终评判依据的理念，也即从增长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城乡、地区、行业的协调发展，强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强调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配置将更有现实意义。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大国经济必须在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才可能继续保持优势，而处理中国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解决发展的难题和改革的难题，关键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国内需求的提升、投资效益的提高、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等均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以应对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和域外经济体的挑战，当然需要促使微观经济主体的发育和演化，促使分工演化和市场扩展以形成网络经济效应。但更关键的是要重新确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积极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促使政府由“看得见的脚”转向“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绩效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只有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才可能因结构性难题的化解而持续走向大国经济。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原则是：清晰界定政府市场的边界，有效提供市场正常运行的公共产品，促使社会的内在经济力量充分、自然地生长，即政府培养市场自有的力量，而市场自发力量诱发出对政府职能由“控制”向“服务”转变的持久动力。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是一个多种利益主体意愿充分表达和谈判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因为协调利益关系而需要持续深化经济、社会甚至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 显然，中国当前所显现出的大国经济特征，不仅是建立在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这个基础之上，而且更是建立在内部经济结构长期非均衡扩张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获得外部某些经济优势的同时，必须注意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化解，这种化解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外部挑战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中国要保持大国经济地位并有更大作为，要化解外部的经济挑战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就需要各个社会成员、各种利益主体付出长期艰苦并富有智慧的努力。 中国走向大国经济应警惕的几种假设 对于中国民众、尤其是社会学者而言，在理解中国的大国经济过程中，尤其要警惕几种不恰当的假设，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为理性和清醒的认识。这些不恰当的假设包括：总量化假设，即只从经济规模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大国经济，而忽视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依然较低的事实，以及由这个事实所引发出的各种潜在经济和社会效应；单向化假设，即只意识到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忽视了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和压力；持续化假设，即认为中国完全可能按照现有的增长趋势持续发展下去，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社会利益分化以及域外经济风险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同质化假设，即认为国内不同人群、区域和行业的经济发展具有同样的水平，而忽视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中不同人群、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特征；超然化假设，即认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会以较大的优势继续领跑，而忽视了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大国对中国经济所形成的竞争态势。警惕这些假设，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更为确切的坐标系中，更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大国经济的真实处境和未来努力方向。 由中国大国经济的潜在挑战以及应对举措推演开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在多维度展开，并应该采用多维度指标度量。必须将“经济人假设”更多转变为“社会人假设”；必须将社会公平和正义引入到效率追求中；必须考虑不同人群差异化的、非经济的甚至相互抵牾的需求；必须在衡量改革成就时考虑经济学指标和社会学乃至社会心理学指标的结合；必须将更多目光从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国转向强调实施福利政策的北欧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对大国经济及其面临问题的阐释必然是多维度的。经济学家也许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影响力依然重要，但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将更有其话语权。而多种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将更可能形成对中国大国经济及其面临问题的深刻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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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6 21: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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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6 22:5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