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xinxi在 2006/02/01 11:55am 第 2 次编辑]
本帖将转帖秋雨在线网站（www.qiuyuonline.com)上的三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这几年沸沸扬扬的“余秋雨事件”进行了总结，看完后让人顿生八声甘州千重慨叹。血雨腥风虽然已经在戏剧性的结尾中悄然隐去，但其中的文化现象却给每一个关心、喜爱和致力于建设中华文化的人深深的思考。当初我们在这场争论中到底做过什么样的判断？
第一篇文章 《深夜惊读章培恒》 周寿南
（一）
三天前翻阅一本新到的杂志，读完章培恒教授所写的《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文，一身冷汗，呆坐长久。我不得不承认，好些年来没有读到如此让我震撼的文章了。
居然，金文明对余秋雨教授的所谓“剽窃章培恒”的指控，完全是伪造的，是彻彻底底的“蓄意诬陷”；
居然，这样的蓄意诬陷被隆重刊出于大陆和香港很多自称“知识分子良知”的报刊上，卷起了滔天巨浪，甚至有人借此发起了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驱逐余秋雨”的暴力运动，但当诬陷被揭穿，这些报刊既不更正也不道歉，装得好象根本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居然，余秋雨教授面对这样的诬陷已经心如止水，那么长时间不作半句声辩；
……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啊！
幸好，被称为“当代最有学问的文史专家”章培恒先生以衰病之年站出来了，道一声“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而且经过严密推断，证明全文明是“蓄意诬陷”。
不仅如此，章培恒教授还以最有资格的文史权威身份具体指出，全文明的“咬文嚼字”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常识错误和“骇人的错误率”，而且在学术思路上也完全错误，因此对余秋雨“文史差错”的批判，也属于“无端的攻击”和“诬陷”。
让我震惊的是，如果不是章培恒教授站出来，中国文化界的大多数，一度都误信了全文明！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史知识已经太贫乏，我们捍卫文化的防线已经太脆弱。所以，上当受骗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二） 蓄意诬陷余秋雨教授“剽窃”，是近十年来那批人对他一系列诬陷的最后一项，因此诬陷刚刚开头，立即受到古远清、余开伟、肖夏林等人的强力支持，可谓一片喧闹。他们在这次诬陷之前的主项诬陷，是孙光宣揭发余秋雨参加过“石一歌”。现今没有谁搞得清“石一歌”是什么，但由这项诬陷所滋生的批判文章，少说也有一千余篇。现在，终于从历史档案里查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石一歌”小组留存至今自 1974-1978 年的会议记录 229 次，没有一次有余秋雨的名字，而孙光宣则参加了 210 次！
这又让我震撼了，更让我震撼的是，一千余篇诬陷文章的作者，没有一个人在报刊上向余秋雨先生道歉。
几个最主要的诬陷者现在都纷纷用真名或化名发表文章，说余秋雨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批评的态度不好，所以遭此诬陷是咎由自取。鉴别这种人的办法，是看他们是否一味指责被害者，而闭口不谈作案者。按照他们的逻辑，一个男人被杀害，就因为他没有跪倒求饶；一个女人被强奸，就因为她没有主动配合。那么，杀人犯和强奸犯的问题在哪里呢？
读者不难猜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谁。
——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坛会发展到这个样子，几个诬陷者会在媒体间如此畅行无阻，实在匪夷所思。 第二篇文章 《回到历史事实来看“余秋雨事件”》 尚文保 焦尉 陆人祖 背景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近十年来遭到少数文人围攻的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围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他在文革期间是否参加过一个“写作组”的怀疑，据统计，一千多篇围攻文章的依据，全都来自孙光萱一人之口，连攻击最严重的古远清、余杰也是这样。以一人之口来推翻国家机关（包括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教委、国家文化部党组）的严格审查和大量档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围攻虽猛，相关的政府部门都没有理会。
二00年年七月底，广州《南方周末》和北京《新京报》又一次以孙光萱一人之口为基本立场发表对余秋雨教授历史的大篇幅“调查”，还“公布”了一系列所谓“清查报告”、“清查结论”，这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普遍震惊。因为这些几十年前的“政治档案”绝不可能保存在个人手里，肯定是伪造的，却经过今天国家媒体的“公布”，把伪造的黑材料“漂白”了。
二00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余秋雨教授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强烈抗议有关政府部门玩忽职守，容忍个别坏人在国家媒体上伪造文革档案、颠倒历史是非达十年之久。他在信中严厉质问：“对于文革这么一场旷世灾难，我们国家至今有没有一个正规的研究部门、审核部门和档案保存部门？如果没有，那将是对历史的犯罪。”
二00四年九月十二日，余秋雨教授又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提出质问：“如果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老舍、吴晗、田汉其实并没有被迫害死，而是躲藏起来成了全国造反派学生的总后台，你们能容忍吗？由于有关部门一直捂着文革的真相，不公开、不研究，已经造成一批低劣文人专做文革的虚假文章，使这段历史变成为一个永不清理的污水池，成为一个虫蛆们的乐园，这一点，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
二00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余秋雨教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成立一个国家等级的“文革档案管理局”，负责保存、收集、鉴别、研究全国的文革资料，出版正规的档案系列，防止掩饰、曲解和伪造。他在信中指出：“事实证明，这事已经非常紧迫，如不抓紧办理，下一代对文革的解读，将置身在掩饰、曲解和伪造的包围中。”
《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发表的所谓“调查”和余秋雨教授投寄的这些信件，引起了相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兵分几路、历时一年的真正调查终于开始了。 四项故意的曲解
围攻者们指责余秋雨教授的焦点，是他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小组，而这个组又隶属于当时的上海市写作组系统。
这个思路，就是由孙光萱一人提供，后又由余杰、古远清、张育仁等人传播的。
这中间包含着四项故意的曲解。 1，“石一歌”问题。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领导全国高校复课，一九七一年秋他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上海时，就专门召开会议，对文科教材的编写作出了指示。他说：“文科教材不能光是毛主席的诗文，对此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也不能用太多的政治文件当作文科教材。我希望先用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文科教材，以后再逐渐扩充其他内容。上海在这个问题上要带个头，因为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了十年之久嘛。可以先成立鲁迅教材编写组，也要向工农兵学员讲清楚鲁迅生平，以及他与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大学的文科复课，比理工科艰难，大家要一步步试验。”
根据周恩来的这个指示，组成了“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这个教材编写组于一九七三年成立，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核心组成员除了组长和副组长外，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一般成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作地点是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底层的四间小房间。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均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这些教材立即用到了课堂上。编写鲁迅生平，每人一小段，余秋雨分到的是鲁迅在广州一段。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用“石一歌”的笔名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
余秋雨在写完鲁迅在广州的一段之后，于一九七三年底就离开了这个教材编写组。在他之前，副组长吴欢章也离开了。
这个教材编写组于一九七四年搬迁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因为离开了大学，改变了编写教材的职能，便更名为“石一歌”小组，任务仍然是写《鲁迅传》。
查阅至今保存的“石一歌”小组的会议记录本，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曾在巨鹿路召开过 136 次“周会”，名单中均不见余秋雨的名字，孙光萱则除了两次注明“病假”外，参加了 134 次。
“两个凡是”时期，“石一歌”小组召开的会议共 93 次，名单中也找不到余秋雨的名字，孙光萱参加的有 76 次。没参加的 17 次，均注明“另有会议”。
从以上纪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余秋雨只参加过“石一歌”小组的前身“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成立的，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石一歌”小组在上海巨鹿路正式落户并定名后，余秋雨完全没有参加。
另外，据查，巨鹿路的“石一歌”小组也只是一个思想受到左倾影响的文学传记编写组，而不是什么政治组织，没有发现有任何政治人物对它发出过政治指令。它的问题是在 1976 年参与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是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它只是跟风，并不严重。当时，余秋雨早已离开上海。 2，“写作组系统”问题。
有很多围攻文章说，“石一歌”虽然问题不多但性质严重，因为它的背景是上海的“写作组系统”。
这又是一种缺少常识的“无限上纲”。
据查，在“两个凡是”时期，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概念曾被错误解读，把它当作与北京“梁效”差不多的“写作班子”，完全搞错了，是“顾名思义”所造成的误解。
上海的“写作组系统”，是与当时的“公检法系统”、“农业组系统”、“公交组系统”、“商业组系统”完全平列的政府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社科院、作协、文联、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的综合。据很多老人回忆，当时全国模仿中央，都喜欢用“组”来称呼各级领导机构，因为中央有“军委办事组”、“中央文革小组”等等；又由于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原来的宣传、文艺机构，说它们是“阎王殿”、“外国死人部”、“帝王将相部”，因此一时不敢再沿用原来的名称，临时性地统称为“写作组系统”。
正因为这样，上海市的“写作组系统”非常庞大。不仅余秋雨从外地军垦农场回来后归属于它门下，连巴金先生这样受尽折磨的大作家也从属于它的一个部门。
周恩来、邓小平在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全国高校复课，由此成立的大量教材编写组、古籍校点组、《辞海》编辑部、《英汉大辞典》编辑部、《汉语大词典》编辑部、《自然辩证法》编辑部，以及各大学的学报编辑部，当然也都属于上海的写作组系统的管辖范围。在这些机构里，几乎集中了当时上海百分之七十最优秀的教授、学者和专家，其中包括现在很多的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更多的荣誉教授、终身教授……难道因为他们曾归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管辖，就要他们“忏悔”吗？
余杰最早批判余秋雨先生的时候曾说，他发现现在很多大学校长都参加过文革写作组，就是指此。这是把周恩来、邓小平在文革中领导的文化重建工作当作了攻击对象，把一大批民族精英陷害成了罪人。其实，这正是当年造反派的思维。
孙光萱还揭发余秋雨曾在上海康平路工作过一段时间，并把这一点说成是他参加了“上层写作组”的证据。据查，余秋雨患肝炎前后曾在康平路 183 号三楼住过一段时间，那栋楼里当时还住着复旦大学的一些教师。写作组的办公处是康平路 141 号，搞错了地址。
在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重点保存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这关键一年间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其中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 271 次，参加人员 467 人（不重复计算），其中完全找不到余秋雨的名字。 3、“清查材料”问题。
“余秋雨事件”在全国范围燃烧的起点，是孙光萱以“当年同事”的身份宣称他曾“清查”过余秋雨，后来又拿出了各种“清查材料”，给全国读者造成了既有“证人”、又有“证据”的印象。
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余秋雨先生的名誉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一个突然出现的自封“证人”是否具有对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文化名人的颠覆性的阐释特权。进一步，又关系到“清查”的真伪、“档案”的真伪等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
据上海市委组织部保存的有关历史材料证明，自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确实在上海开展过“清查”，但基本上是按“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的，有明显的方向性错误。苏振华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的清查动员报告上说，上海“清查”的重点是四个方面：一是清查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二是清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人和事；三是清查反对和破坏“文革”的人和事；四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这个方针，保护了文革，保护了造反，打击了一切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错误早有异议的有识之士，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是非。就在这次“清查”中，一个曾经议论过文革的错误和毛泽东错误的工人王辛酉，遭到了枪毙。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种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两个凡是”的方针被否定，苏振华被撤职调离，负责上海文化系统清查的车文仪也被降职调离，“清查”也随之结束。
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斗争十分激烈，对“两个凡是”、“清查”等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向前看”态度，没有回过头来追查具体责任。对于这次错误的“清查”遗留的大量颠倒是非的问题，上海市委决定在一九八 0 年四月开始“复查”，按照十一届三种全会的精神重新清理历史问题。
余秋雨曾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列为“说清楚对象”（不属于“清查对象”）。从所留材料看，列为“说清楚对象”的理由是：“据上海冶炼厂二分厂反映，该厂一个车间的工人曾集体写信给马天水，抱怨车间主任压制青年工人。马天水曾在这封信上作过批示。这封信是由该厂工人沈立民通过余秋雨转给马天水的，因此需要余秋雨说清楚与马天水的关系。”
5月13日，清查组作出新的决定：“据多方查证，余秋雨并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那封信是从邮局寄出的，邮寄时沈立民也在场。调查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也说完全不认识余秋雨。因此，这层关系可以不作追究，但最近连续收到同一个人的两封揭发信，揭发余秋雨在平时闲谈中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因此仍列为说清楚对象。此事已报告车部长，询问是否应该升格为清查对象，车部长说，一个人揭发，没有旁证，暂不列入，看以后追查情况。”
核查了“清查”组成员名单，由江青的老熟人、后又被极左派疑忌的夏某任组长，是造成黑白颠倒的重要原因。孙光萱并不是文艺组的清查组长，组长是章××，副组长是王××。孙光萱只是“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可能担任过所谓“党小组副组长”，那是“清查”组中几个党员内的事，没有留下书面凭证。余秋雨多次公开推断两次揭发他有攻击毛主席言论的人是孙光萱，但材料中没有确证，因为揭发的信件没有被保存。
上海市委组织部离休干部黎仁玉说：“按照常识，当时余秋雨绝对不可能成为清查对象，因为当时清查的时间界限集中在 1976 年 1 月— 10 月，也就是华国锋和四人帮较劲的时期，这整个时期余秋雨都不在上海，是最干净的人，比清查组的每一个人都干净，怎么轮得到他？除此之外，当时还追究了几个打死过人的造反派头头，余秋雨又是长期对抗造反派的人，只有功劳。他突然成了‘说清楚对象'，确实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有人揭发他说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话。当时车部长背底里曾对我说，这种话，好多人都说过，可惜余秋雨被人揭发了，我们很难帮他，但不要火上加油。”
1978 年 10 月 23 日“清查”小组最后一次开支委会，讨论如何了结余秋雨的问题。多数意见认为，现在党中央也承认毛主席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比余秋雨所说的更彻底，余秋雨应该平反。少数意见认为，清查中的事，还没有平反的先例。最后由夏某作总结，他说：“就泛泛的说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吧，天下谁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我自己就说过很多错话、做过很多错事！反正不作结论、不进档案，一风吹，不就行了？”
1986 年 1 月，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戏剧学院三次民意测验，已内部决定任命余秋雨为该院院长，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 3 月 17 日，文化部党组发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周 ×× 反映，余秋雨曾经接受过“清查”，结论不清，请慎重考虑对他的提拔。文化部党组希望上海市委作进一步查证。
1986 年 4 月 9 日，上海市委组织部回复国家文化部党组：“‘两个凡是'时期的‘清查'所提出的问题，已由复查彻底否定。经过多年来的反复调查，余秋雨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是正直、清白的，完全可以提拔为局级干部。”
关于《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公布孙光萱提供的所谓“清查材料”和“清查结论”，并由《南方周末》编者按肯定他“参加过清查”的事，诸多国家机关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在向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组织部、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部门作调查的时候，有关负责人都作了十分近似的说明：
一，从未向孙光萱此人提供过这种材料，也从未为《南方周末》等报刊核对过这种材料；
二，这种材料如果有，被保管在私人家里数十年而不上缴是不可想像的。连国家领导人也没有这种权利，因此是完全不可信的；
三，这些既没有任何当事人、记录人、证明人的签字，也没有任何公章的所谓“材料”，居然被《南方周末》作为正面可信的档案在几十年后公开，是一个极端严重的法律事件。 4，文章问题。
孙光萱、古远清、余杰等人一直说不明白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有什么问题，只说写过“很多错误文章”。但十年过去了，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举出来。
古远清一直咬死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已由该文作者胡锡涛先生反复证明，与余秋雨“一字无涉”。《走出彼得堡》的作者也是另外一个人。
《南方周末》根据孙光萱的指点，最后“确证”的是五篇。但这种“确证”并无当事人余秋雨、发稿编辑和杂志主编的认定。
我们就对这五篇进行了调查。《读朝霞一年》一文，完全是针对工总司要“砸烂”这家文艺杂志而发表的，起草者是青年工人陆某，余秋雨作了修改，在当时算是一篇有勇气的反抗文章。与那家杂志社相关的一篇散文也是如此。两篇谈胡适评水浒和尊孔的文章，也是由当时青年工人学习班中的学员朱某和周某写了初稿，余秋雨作为老师做了较大修改，后由复旦学报的主编邓德先生决定署名方式的。
五篇中，比较完整的属于余秋雨本人写的，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胡适传》开头部分。但是，《胡适传》的开头部分又由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交复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们轮流校核和修改，最后亲自改定的。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对此没有异议。
当初余杰开始抨击余秋雨的时候，口气虽然极大，能拿得出来的也就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胡适传》的开头。共一篇半。但是余杰向读者隐瞒了一个事实：这一篇半文章，余秋雨署的是自己的真名，而不是任何笔名。
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方一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在文革初期受尽折磨，后来周恩来、邓小平号召重建文化秩序，大家出来编教材、搞学术，有什么错？余秋雨先生从来不写政治跟风文章，在任何情况下只研究文化，当时他还很年轻，能坚持这样，我钦佩不已。现在看来，他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人云亦云地批评了胡适，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当时全中国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是肯定胡适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对胡适仍然抱批判态度，有什么不可以？年轻的余秋雨先生和各校的教师一起编了一点教材，可是到了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他一个人立即离开上海回乡，这就是气节。我比不上，那些批判者、围攻者比得上吗？”
旅美工程师赵梓煌教授说：“我作过一个调查，二十年来第一批在中国文化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们，有 56% 在 1973-1976 年就开始学术研究，有 17% 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的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到人民唾弃，周恩来的复课措施和邓小平的整顿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批憋久了的人才就喷发出来了，因此才有 1976 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学术是压抑不住的，不能用政治的编年史来划分文化编年史。中国历来很多文化精英都出自于最黑暗的年代，有时到了太平盛世却反而人才寥寥。”
上海出版局退休编辑程良说：“ 1974 年到 1975 年的文化恢复和重建工作，成果巨大，应该肯定。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那是十年浩劫时期，从事写作的人一定有问题，要忏悔，完全是天真的胡话。请看，现在人人叫好的《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都是那个时期开始编的，也都归属‘写作组系统'，但质量极高；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虽然耗资巨大、声势不凡，却质量不高，现在很少有人在用了。余秋雨先生当年还很年轻，写得很少，但他从事的是纯粹的文化，与上面所说的这些文化工程属于同一性质，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第三篇文章 《一宗伪造的“剽窃案”》 海星（抱歉，这篇文章我只引评论的一部分，前面技术性的部分省去）
我急忙问图书馆管理员，这本书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管理员查了目录后说，大陆只出了这一版，还有一个台湾版。我找出台湾版一翻，繁体字直排，但那段引文的注释仍然清清楚楚！（见所附照片）
这实在让我万分震惊了。白纸黑字，可以完全被抹煞，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完全被颠倒，无中生有地闹出一个“剽窃”事件来，居然全国哄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知道，这又与余秋雨先生这么多年来的处境有关。由于广受海内外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人想通过诽谤他来博取名利，他又无权无势，无帮无派，因此怎么诬陷他，都如入无人之境。连他在年轻时家破人亡的悲惨日子，也被一些人编造了很久。金文明敢于在全国媒体上大规模地伪造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只是延续这股造假的风潮罢了。
在这一系列诽谤事件中，真正在“剽窃”名利的，究竟是谁呢？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过去了，余秋雨先生面对这么重大的“剽窃”诽谤，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从《借我一生》中知道，他已不想对任何攻击发言，也不信任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对于诽谤、诬陷、侮辱的论定和惩处。那么，既然我已看到了事实真相，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呢？我对人世间的文化良知还抱有一份最基本的信任。
写的时候，我很想直接采访到余秋雨先生本人。几经转折，电话接通了他的助手，助手答应我问一问。几天后助手转告了他的几句话：“谢谢好意，但不用写了。那些人对我的每一项诽谤，都是这个模式。那就算我是‘剽窃'吧。”
但是，我还是违背余秋雨先生的意思，写了这篇揭露真相的文章。
（作者为资深出版人，现为网络编辑。）
海星后记： 自从我揭露金文明伪造“剽窃”的事件后，《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既采访了我，也采访了他。据该报 2005年2月4日报道，记者问他为什么将明明有的注释硬说成没有。他回答说，是“想当然”。
居然那么轻巧！
但是，“想当然”的说法肯定又是伪造的，因为他早就宣称逐字逐句查对过，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
金文明自从“咬嚼”余先生的“文史差错”后，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断翻字典、查古书的人。但是，对于这项远比“文史差错”严重得多的“剽窃”指控，他居然自称完全出自于“想当然”，那么，那些“咬嚼”中又包含着多少伪造的“想当然”呢？
在公共出版物上诽谤一位大学者“剽窃”，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小事。这样的案件不是靠道歉、赔款就能了结的。我们国家的法制，什么时候能够严惩越来越嚣张的诽谤者，保护越来越稀少的文化创造者呢？如果真有那一天，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许就有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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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发表于 2006-2-1 00: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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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 15:4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