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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萧萧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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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8-19 14:06:25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偏激和挑剔是两码事
前者是完全容不下异己
后者还可以容下一些异己
发表于 2003-8-20 19:16:37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犀利又不乏幽默
甚是欣赏他的辩风
发表于 2003-8-21 16: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各位,我是说很喜欢这两位的辩风,当然我的垃圾学校也有一些这种风格的,不过他们的水平根本不到这种境界的。
 至于其它高手,我都是很佩服的,只不过喜欢二字只给林正疆和郭宇宽
发表于 2003-8-22 12:35:25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我也没说是一码事啊。
 楼主| 发表于 2003-9-6 18:04:02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楼上灌水~
 楼主| 发表于 2003-9-13 16:5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没有这个必要~
发表于 2003-9-13 21: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喜欢风格啊,各位大哥
khtg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03-10-5 05:00:55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靠,我今天才发现这个论坛。
狂崇拜郭宇宽,
我电脑上还有很多他的文章,要不要也发上来?以及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辩词。
湖南台新青年的网页已经撤掉了,不过那些文章我都保存下来了。郭迷们有兴趣的话联系我啦,哈哈khtg@sina.com或khtg@china.com
可惜我身在浙江,根本收不到陕西台,要不然“开坛”的录像带该有一大堆了。


附:其它文章


我宁愿今天的社会和孩子们身上能再少一点深沉!我们的童心实在失去得太早,在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开放的社会中,用不着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来保护自己或者为了换取社会的认可。

为何我们如此深沉

文/郭宇宽

中国人往往从小就会玩深沉,《千字文》里说,有教养的孩子要“容止若思”——无论遇见什么事,哪怕心里想欢呼,脸上也要作出冷静从容的表情。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显得成熟懂事。

高一时学校来了一个英语外教,我突然体会到民族之间性格差异竟如此之大。

芳名翠茜的志愿者来自英国,是个一脸雀斑的小姑娘,学校让她给我们上口语课,教材用新概念第三册。

翠茜是一个敬业的教师,上课过程中每讲解一个句型,她会挖空心思拿出道具、漫画,讲课简直“手舞足蹈”。她的热情让大家很感动,都专心致志地听讲。渐渐她的表情有些疑惑,不过还是把一堂课上完了。

第二堂课她更加卖力,为我们表演小品,甚至开始变魔术,虽说那魔术一眼就看穿了,但确实有助于我们对她讲的内容加深印象。突然她停了下来,问我们,“Do you understand me?”“Yes.”她又问:“Do you have any request or problem? ”没有人回答。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大家吃了一惊,翠茜脸涨得通红,是那种强忍住泪水的表情。下课铃响了,她收拾起道具快步走出教室。大家议论纷纷,我们上课很守纪律,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呀?

后来才得知,这位翠茜小姐用尽浑身解数,想使一堂课变得生动有趣,但我们却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偶尔微笑也好像是带着优越感,所以她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非常伤心。

没有料到我们彬彬有礼、认真听讲却被这位小姐以为是不喜欢她的表现!

这让我们既内疚又觉得委屈,内疚的是让人家这么难过于心何忍?委屈的是我们又错在哪里呢?我们以为像戏园子里那样拍巴掌叫好,那都是浮浪子弟的表现。

好在后来翠茜小姐谈不上理解至少了解了我们的习惯,渐渐也就彼此适应了。不过“我们”和“他们”仍然不一样,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如果留心观察俯首皆是。

以书为例,如果找一堆书比较,会发现作者选用的照片,中国人普遍比西方人深沉得多:要么没有表情,要么紧锁眉头,有人艺术照里还爱点枝烟,让烟雾遮住自己半边脸,简直深不可测。

我特别爱看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些美国大腕不管有多牛,在领奖台上,都像天上掉了馅饼,有人泪流满面,有人兴奋得尖叫。反之,我看电视一遇到咱们的颁奖晚会,那些得了大奖的演员,极为冷静地背出几个要感谢的名字,好像奖品是替别人领的。

有一次遇到一个香港电影导演,他说,一个在内地上过山下过乡的电影同行曾对他说:“我总觉得你们香港电影普遍比较浅薄,缺乏一种深沉的东西。”当时他的回答也很直率:“也许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什么苦。”

这句话给我震动很大,一个人无论天生性格多么开朗、洒脱,如果他亲身经历或者目睹身边的人因为表达自我而遭受打击,出于生存和保护自己的天性,他就会为了适应环境,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裹起来。

而深沉也就成了一门生存技能,伴随着隐忍克制、韬光养晦、藏锋守拙的东方哲学,要求人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作为习惯,以免过早暴露自己的态度和实力……

在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专制环境下,深沉的人如同尺蠖、变色龙和枯叶蝶一样善于掩护自己,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并把这种生存技巧传授给下一代。就这样,深沉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一代代被积累。有趣的是在我们精致的文化氛围中,这种生存技巧,甚至成为了一项艺术,被赋予了人格审美的含义。

《世说新语》里有大量的词语赞美刚毅木讷的深沉之士,什么“意色自若”“处惊不动”“神态闲畅”;而识才者则会赞道:“观其情貌,必自不凡。”总之深沉不吃亏,反之有的名士就是因为不够深沉,还嫌太直率,倒了大霉。

我宁愿今天的社会和比我们更年轻的孩子们身上,能再少一点深沉。我们的童心实在失去得太早,在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开放的社会中,用不着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来保护自己或者为了换取社会的认可,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深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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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与武训

  □郭宇宽(西安)

  加尔各答的德蕾莎

  上世纪40年代的加尔各答是一个不需要“暂住证”的城市。无数无家无业的流浪者和因教派斗争而产生的难民拥入这里,靠拾垃圾、乞讨、甚至卖淫、抢劫来维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一边是富人们居住的优雅的别墅、饭店和宫殿,另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棚和居住在其中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贫民,他们没有尊严地活着,也不被人关心,他们死后,会因为买不起火葬的木头,尸体被抛进阴沟,任其腐烂。

  目睹了这样的人间惨剧后,一个36岁的女修道院院长——德蕾莎,作出了她一身中最重要的决定。她的决定得到了爱尔兰罗瑞托修女会主管和加尔各答当地大主教的支持,教皇庇护十二世得知后也赞赏她的想法,认为她是在实践着“在穷人的生活中,以天主为惟一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这一崇高的教义。

  于是她离开修道院,以一个普通修女的身份来到了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她脱下蓝色的道袍,换上普通妇女的日常服饰——粗布纱丽,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基本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 她的故事很快就流传开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动,很多有爱心的女孩子加入到她为贫苦人献身的事业中去;不少掌权者和有钱人也因为她的行为而触动了良知,给予她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也有更多的地方有人慕名前来寻求她的帮助……

  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办起了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一个原本对德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后,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她所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哭泣,因为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会理睬他们。但在这位可敬的修女眼中,他们的生命同样享有尊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上帝,他们的伤痕就是基督的伤痕。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不屈不挠的信念和一生的坚持感动了整个世界。

  堂邑的武训

  在中国清朝末期的山东堂邑,有一个赤贫人家的孩子,因为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所以叫“武七”。

  他七岁丧父,乞讨为生,为了供养母亲,多次离家当雇工,屡屡受欺辱,雇主会因为他不识字,用假账欺骗他,他争辩,就被诬为“诈赖”。

  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苦人,却做了一件与德蕾莎修女同样崇高却更不可思议的事。他是贱民,一无所有,更不可能像德蕾莎修女那样有教会的支持,但是他孤身一人20余年手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且佣且乞”,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各地,自己每天两个粗馍维持生存,却一点一点地攒了数千贯钱。在1888年将这些钱在堂邑当地柳林镇东门外办起一所义学,然后,他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

  关于他的事迹,因为他不识字,不能像德蕾莎修女那样用动人的文字和演讲来昭示后人。只有一些民间的传说,讲述他为了增加办义学的收入,平时常捡烂菜根、芋头尾充饥,却将积累下来的钱用来办学;他甚至不惜作践自己,通过表演像吞食砖瓦、蛇蝎这样的杂技节目,和让无聊的同胞“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的办法,来赢得冷漠的看客施舍资助。为了兴义学,他还请人代为放债,获取利息。也典卖土地,收取地租。

  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后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学田钱粮和徭役,另赏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政府授以他“义学正”的名号。而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

  艰苦的日子给他的老年落下了病根,可他舍不得花钱看医生,一次他从坍塌的房屋中拣到几颗发霉的药丸来服食,结果中了毒。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病卧临清御史巷的义塾檐下,拒绝请医生治疗,也不吃饭,每天只喝几口清水。

  他终年59岁,死时仍然是赤条条一个乞丐身。

  被荣耀的修女与被批判的乞丐

  德蕾莎修女的名字,如今被无数世人用来象征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的爱和关怀;从麦格赛奖、肯尼迪人道奖、尼赫鲁奖到诺贝尔和平奖,与其说这些是给予她的荣誉,不如说是她给这些奖增添了荣誉。

  而那个一生孤苦的乞丐武训,如果还能被今天的中国人记得的话,也许是因为1951年那场由一部叫《武训传》的影片引起的风波。

  影片拍摄时,为了配合当时的主旋律,这部影片这样注解武训的一生—在片尾一名革命女教师铿锵有力地说:“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靠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 中国劳动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这部已经充分表达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影片仍然不能令当时的中央领导满意,江青领队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得出结论: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做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

  在当年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是这样评价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武训一定想不到,假如他把那些钱吃喝嫖赌挥霍掉,他或许就可以像余华小说《活着》里描述的那样,成为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而他兴办义学,却成了“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只做善事,不问其它,可否?

  我很喜欢德蕾莎修女的一句话:“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它说明一个人可以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而无需顾忌别人的评价。

  德蕾莎修女就是这样做的,她无力改变全世界的黑暗,就努力使身边的地方变得光明。

  她花费大量精力,照顾垂死的人,却从来没有控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权势集团。

  在不知疲倦地帮助一个又一个穷人的时候,她难道意识不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人剥削人的根源?

  在一个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里,她请求豪门权势者有时如恩赐般的帮助。却没有意识到那些食不果腹的无产者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为什么不号召他们打倒这些肠肥脑满的富豪,索性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

  她曾从海地独裁者手中接过勋章;当印度有上万政治犯被囚禁时,她也没有为此对当时印度的掌权者——她很熟悉的甘地夫人说什么。

  德蕾莎修女直言不讳:“我对社会体制没有兴趣。”

  当福利院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她会提议修女们上街乞食;她曾向航空公司讨要吃剩的盒饭,作为她照顾的穷人们的饭菜;后来随着社会资助越来越多,她身边的人见过她如何“占用土地,收买楼房和开办业务”。她却因为这是为了她的工作所必须的而全力以赴。

  她的传记中记载,一个革命者不理解她到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教训她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这个修女冷静地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我很奇怪那个革命家竟然哑口无言,如果他在中国长大的话,应该会用从小就记住的一句话来反驳的:“超越阶级的所谓博爱是虚伪的。”

  她有生之年几乎走遍世界,所到之处受到教皇般的欢迎,却没有到过前苏联,因为那里的人民好像根本不需要她。

  德蕾莎修女是幸运的,她没有被批判和嘲笑,而且直到死后都被爱戴和尊敬围绕。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和她的第二故乡印度,都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人们传颂着她的名字,人们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看见了圣母的光辉,更重要的是,她的事业和信仰的延续使她的生命获得永生。

  中国何尝缺乏“人性的奇迹”

  有很多人研究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中国人从来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对中国人来说,爱是一种推己及人逐步发散有差等的情感;中国人很少相信什么抽象的信仰或者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兼爱都是一种神话,更不要说什么博爱。

  人们都说人是社会性的总和,但历史长河中总不时有人会让他所处的社会感到惊讶,人类之所以有能力超越惯性而没有留在丛林中的树上,也正是因为总有这样奇迹般的人物出现。

  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武训行为的动机,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历史的记载中和民间的传说中,没有提到武训有什么宗教信仰,不像德蕾莎那样有基督的声音在召唤她。他也不可能有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救苦救难的观音娘娘出现,他就不会不识字了。何况就算他有些迷信,也用不着为了修来世而倾其所有,靠多年的乞讨积蓄他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顺便给庙里捐条门槛就足以来世不做乞丐。但他的卑谦和奉献却足以媲美最虔诚的宗教徒。

  德蕾莎修女的善行是为了回报上帝的关爱,传播上帝的爱也正是修女的天职。而武训除了父母其实不需要回报谁,他自己才最需要被关爱。在一个人人只爱自己的社会里,自然只能由上帝和修女们来爱大家,孔子就曾意味深长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创办公益事业的责任要轮到武训这样一个乞丐来承担,他甚至没有必要爱那个社会,那个社会没有给予他最起码的公正,他成长中遭到的只有嘲笑、冷眼、鄙视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还有很多人行善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武训也完全可以用那些积蓄过上体面的生活,用其中一小部分施舍给周围的人就可以换来一个好名声,他还能够娶上老婆甚至几房妾,会给他生儿子,他的孩子都会受教育,会有文化,也许还能当上大官,光宗耀祖,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他。但他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送进课堂,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其实,没有人有资格赐给他黄马褂或者其他所谓荣誉的,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至少100年。

  往往“正常”的人都会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他为什么不上山造反?他为什么不参加革命?连那个阿Q都知道革命党好,向那些欺辱过他的人和阶级复仇,把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踩在脚下。如果他只是有一些善心,他那时完全可以把所有富人的孩子赶出学校,因为他们的父辈曾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而让曾经的仆人成为主人,让他们的孩子坐在教室里。

  但愿他没有永生的灵魂

  不公正是普遍的,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产生的社会问题是仁人志士永恒的困扰。这个社会也许需要有人去造反、去革命,去“黑手高悬霸主鞭”,“天翻地覆慨而慷”,但这样的人偏偏不是武训。他就这样,为办义学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咽下所有的酸辛悲苦和唾骂侮辱。

  这个武七不想报复谁,也不想伤害谁,他没有豪言壮语,却默默为一个梦想固执地坚守一生,最后的报偿就是在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中含笑闭上了双眼。

  或许他的情怀太难被革命年代的人们理解和效仿,于是否定和嘲笑他成了最简单的做法。

  在他去世70年以后,在当年他历经万苦千辛所创办,为让贫苦子弟受教育的学校里,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遗骨,然后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泼上煤油焚烧成灰烬。

  但愿他没有永生的灵魂,不会目睹这一幕。

  也许他生错了时代,也许他根本就不应该属于我们的社会,我不敢再往深想,这让我的内心感到刺痛。

khtg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03-10-5 05:06:58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继续贴几篇吧
家里的电脑中资料不全,而且乱得一踏糊涂,等我回学校再找找看。
还有很多篇新青年的对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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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屈原身上学什么?


2003-03-24 17:30:51  文/郭宇宽

编者按:“有一天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当然会给他做好吃的粽子,但还要给他讲另一个版本的屈原的故事。我会告诉他:要坚持原则,但要自省什么才是你自己的原则,有无数格言为人生提供答案,你不妨多记一些,可以用来教导别人,但自己千万别太当真。”

从我识字以后看的一些书中,可以知道屈原年纪很轻就出名了,《史记》里说他少年得志“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料载,因为小屈同志年纪轻轻就这么得宠,惹人嫉妒,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不过我想怀王真要这么没水平,当初也不会如此重用小屈。

小屈根子上的问题可能还是犯了路线错误,但有谁不犯错误呢?加上他根正苗红乃“帝高阳之苗裔”,如果能承认并且改正……但屈原坚信并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正确,皇帝才是荒唐的。由于这种“可怕”的念头,他一次次和回头是岸的机会失之交臂,最后在孤愤中自绝……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投江自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

余生也晚,故有一事很长时间一直搞不明白,爱国倒没错,干吗非得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就跳江呢?面对敌人入侵,就算皇帝昏庸,以他的号召力……

屈原的文学才华使他那充满人生困惑、顺带顾影自怜、发牢骚的《九歌》《离骚》流传后世。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阅读,总会觉得那种口吻非常熟悉。

很多杂志上都有一个类似于“知心大姐”一类回答人生困惑的栏目,但你去翻翻几十年来的旧刊会发现,从当年著名的“潘晓讨论”到现在让年轻人困惑的问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接招的依然是那些关于人生诱惑和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只不过主语从高加林、潘晓变成了吕日周、上海宝贝;谓语从该不该拍生产队长的马屁换成了该不该拍公司经理的马屁,从应不应该削尖脑袋进城变成了应不应该削尖脑袋出国……

我觉得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每期杂志上只要把屈原同志问太卜郑詹尹的问题列上,差不多就都概括了。当时屈原被下放,三年没有机会面见皇帝,以至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于是向郑詹尹一口气问了一堆问题: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这些疑问与其说是问郑詹尹,不如说是屈原同志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这些发自陷于悲剧之境的震惊和困惑夸张地表达了个体赤子之心的天真,在面对世界的荒谬困境时反映出真诚、痛苦和挣扎的努力。

我觉得应该同时把郑詹尹堪称心灵鸡汤的经典回答也印上:“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当然这话像没说一样。

像我刚才说的一类杂志是专给青春期有“成长烦恼”的年轻人看的,而屈原又不像那些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从书上看来两条道理到哪儿都想碰碰。该同志很早就出来混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可他却仍在为那些小儿科的问题想不开!一般人深具慧根,勇猛精进,比他年纪轻得多就悟出来:人生本来没有意义,何必追问什么终极意义呢,吃饭睡觉皆为般若,赚钱泡妞都是修行……

但屈原卓尔不群的“酷”就在于:他执著地追问人生,相信自己内心的召唤和自己思考得出的答案是真实的,他相信不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

同时他也准备好了为此而付出代价。

回过头来看,他所向往的“美政”真要实行起来,恐怕充其量不过是“慈父般”的统治。但这并不重要,就好像柏拉图在头脑里构造的理想社会其实不适合现代人居住,但他凝视未来时心之所善、九死不悔的执著却被人千古传颂。

我有时候想,之所以某些猿最后变成了人,除了马克思说它们爱劳动以外,一定是它们中有些不安分的家伙,不停骚扰同类的宁静生活,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不要满足于祖祖辈辈的习惯,除了爬在树上彼此抓虱子放在嘴里嚼以外,还有另一种美好生活值得大家去追求……

当理想遭遇打击,屈原没有在生活的惯性中沉沦,更没有转而匍匐于权威面前,像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夹起尾巴、低头认罪以苟延残喘。经过痛苦的反省,他选择的是对时代进行激烈的思考,提出真实的异议,捍卫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

于是,屈原是那样地不合时宜。

历史是成熟的大人们写的,他们总希望孩子们把听话的好孩子作为榜样,于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和他们编纂的教科书善意地把屈原同志塑造为忠君爱国的楷模,掩盖了他更是历史上追求个性解放、坚持独立思考的先驱。真实的屈原似乎被遗忘了,只有粽子和爱国留了下来。如果可怜的屈原知道这些,他在天之灵恐怕恨不得再跳一遍汨罗江。

有一天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当然会给他做好吃的粽子,但还要给他讲另一个版本的屈原的故事。我会告诉他:要坚持原则,但要自省什么才是你自己的原则,有无数格言为人生提供答案,你不妨多记一些,可以用来教导别人,但自己千万别太当真。当你遭遇了问题,这些答案都没有用,你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遍。世上没有不费脑子就可以从别人手里接受的主义,如果那些让所有其他人都如痴如醉的大道理不能说服你,你完全可以不去理睬它。

当然面对妥协不妥协的选择还是要慎重,这是你惟一必须要注意的,因为所有代价都需要你自己一肩承担,就像屈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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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后看中国电视栏目的短命现象    

郭宇宽

我国目前的很多红极一时,被人看好的电视栏目,高峰期只有一年、两年,甚至更短,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算有的栏目不死,后来也就渐渐趋于平庸,没有当时的锐气,难于作大作强。惹得观众朋友们仅用一个词“弱智”,把整个中国电视都给概括了。

当事人的托词往往是“电视观众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嘛。”“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行政干预太多了。”谈到为什么在美国有“60分”这样长盛不衰的品牌栏目,一句“国情不同”,就可以让我们的电视人毫不脸红。

而了解情况的人看到的却是栏目留不住人才,骨干人员流失;制片人放弃品牌积累急于套现,大量制作收费节目准备捞最后一笔;内部贪污,财物混乱,人心都没有用在作节目上。

所有这些现象,在电视台,包括中央台和省级台大量出现,这不能理解为偶然的情况。有人说中国广电系统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特殊“飞地”,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后一片政企合一,有计划经济特色的“生态保护区”。这些现象背后有其深层次原因,在节目的生产过程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制片人的选拔机制不健全

制片人的中枢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栏目中都是最重要的,从某种角度,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是说光靠制片人想办好一个栏目,远远作不到,但要想把一个栏目办坏,一个制片人绰绰有余了。

在我国体制内的节目生产领域,没有一个类似“经理人市场”的人才流动,价格发现的机制,很多电视台没有考核和竞聘程序,就算有也往往流于形式。一个栏目的上马主要形式是领导拍脑袋,制片人拍胸脯。

制片人主要凭领导印象单向任命,印象是有参考价值但不准确的,有的业务能力很差的人善于给领导留下印象,有的人埋头干活但不善于给领导留下印象,这有很大随意性,制片人并非业务能力最强的人,甚至也不是具有管理能力的人。对上级负责,不对节目负责,不是节目制作的实际责任人,一面欺上,一面压下的情况常有发生。

一般而言,栏目刚上马时,制片人想法单纯,急于证明自己,主要精力花在抓节目上,就算能力差帮不上什么忙,至少也不添乱,于是出了一些好节目。到了后期,再往上没有提拔机会,短期内仕途渺茫,而同时栏目内有更优秀的人不满于为人作嫁衣的现状,制片人在业务上无指导能力,从而产生危机感,于是角色发生变化,把主要精力用在控制队伍上,在栏目中掺沙子,安插亲信,分而制之,用牺牲工作效率的代价换取对栏目的绝对控制。制片人内心的恐惧感使其心态扭曲,压制人才,无偿占有下级的创造劳动,带来栏目风气恶化。

而且,因为制片人名义上的工作是“统筹”和“协调”,栏目工作人员由制片人在台里自由组合,栏目创建初期,制片人和大家都认识,但大家彼此之间都是新面孔,由于不熟悉,会有较多的摩擦,作为制片人这项工作比较突出。由于栏目是一个比较小的合作组织,工作流程并不复杂,后期栏目的内部关系经过磨合往往趋于理顺,同时栏目内部又会有人在业务上崭露头角,自发在圈子里形成一定威信,有的制片人“统筹”和“协调”的工作在栏目内部会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如果制片人不是有很强的外部扩张能力,同时有业务上的自信,他就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为了突出自己“统筹”和“协调”的重要性,会有意识的在栏目中制造摩擦和冲突,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只有矛盾越多,他才越有“统筹”和“协调”必要,他在栏目中的位置才越稳固。

几乎没有制片人退出机制

一种比较好的情况是,制片人因工作业绩出色,升官调离原栏目,心态上发生的微妙变化,潜意识里内心不希望自己走了以后,栏目反而办的比自己在时更好。所以安排听话的庸才作自己的的继任者。这样的情况在诸如“东方时空”这样的新闻性,政治性很强的栏目略好一些,是因为这样的栏目历届制片人易于在仕途上构成梯队,所以成为例外。

更差的情况是栏目已经显出运营不善后劲不足的颓势,但却无力改变。纵观国内外知名企业,当经营业绩长期停滞不前或衰退甚至仅仅是显露出衰退的征召时,首先面临下岗的就是CEO。某种意义上讲,更换领军人物是短期内最有效的止损方法。它能解决企业的隐性矛盾,使企业短期内激活潜力,焕发新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得以不断校正市场定位,步入新天地。西方的办了几十年的栏目也是这样,制片人可以换几茬儿,但栏目的品牌却不断壮大。

而在我国广大国有电视台,现有人事制度特色伴随着的岗位垄断制,不少岗位是多年以来一个萝卜一个坑,也使得现有的制片人与竞争隔离,缺乏危机意识。他们的工作能力缺乏可参照的对象,他们大多数只要巴结好领导就高枕无忧。至于大多数编辑、导演、摄像,他们处在底层,很少有机会和上层领导交往,晋升无望,又无途径另谋高就,结果是高度依赖制片人,由不得不被制片人“使唤”,往往难于体会到劳动的乐趣,混一天,算一天。他们所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遇上一个还算善良的制片人,然后和栏目一起慢慢变老。

我亲身经历过两个栏目,与其说是办死了,不如说是给制片人拖死了。栏目办垮了,栏目的品牌等无形资产全部流失,没人心疼,制片人摇身一变换个栏目,又去当制片人去了。这种荒唐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大锅饭的文化背景给公平激励带来过高的操作成本

电视台是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是像上市指标一样的“壳资源”,有极大市场价值。但是,我们的电视台,外部运作上在追逐市场,而内部管理又非市场导向,正式职工和台聘,部门聘员工在待遇上有极大差别,内部人才价格体系和市场脱节。市场是不完美但仍然最有效的评价体系,在人才市场上非常稀缺的人才,在电视台里可能收入远远低于其劳动的市场价值,他们可以跳出壳去在外部市场寻求机会,所以他们不会闹,但会跳槽。另一些人可能有关系或是职工子弟(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只是举比较有普遍性的例子),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进入“壳”内部成为正式职工,甚至占据某种岗位,工作非常轻松,而收入可能和前面一种人收入差不多,甚至更高,但其劳动如果客观的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可能远远不值他所享受的待遇。这种人则反之,如果改革触及其利益,或者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决不会跳槽,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会永远“坚守党的广播电视事业”,但会闹,会使绊子,而且往往有很大的内部能量。这种情况使得现有的不公正的分配制度有极大的内部稳定性和自我维护机制。这种氛围体现到一个栏目,在栏目创业初期这种不公平往往被创作激情所掩盖,随着栏目渐渐有了影响这种类似于等级制度的分配不公,会越来越造成核心创作人员的心理不平衡。

由于体制问题,电视台作为履行企业职责的事业单位,内部没有人力资本的概念。

这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对于品德极端高尚接近圣人的人才,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甘为人梯,这样的人是栏目经久不衰的保障,堪称中国电视的脊梁,但极端罕见,百中无一。而同时忽视物质激励让老实人吃亏,实际上在更多的人眼里起到的是负面示范效果。

对于品德较好但不是圣人的人才,道不同不相为谋,往往拂袖而去。听说某位省级台的台长发牢骚:我们现在根本没法到人才市场去招聘人,只好到劳动力市场。

对于品德有缺的人才,他们往往加强内部控制,将财务暗箱化,收入隐性化,用隐性的灰色收入套现来找回自己按市场配置应得的收益,甚至使用贪污手段来损公肥私以弥补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当这成为栏目内公开的秘密时,原本有优秀潜质的栏目,却不可能越办越好了。

还有一种情况即栏目成为肥缺,很多人借助关系和行政力量希望分一杯羹,人员配置往往趋于不合理,有的事没人做,有的一个人能干的事情,要三,四个人掺和进来挂名,无事生非。制片人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制片人往往抓紧时间,加强内部控制,同时用各种方式加大栏目运行成本,不惜降低品牌价值,类似于企业商战中反恶意收购的“毒丸战术”。

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栏目气氛恶化,无创作积极性,人才流失,节目质量下降,气氛更加恶化的恶性循环。

以上现象较为普遍,是体制原因和领导个人素质原因合力的结果,并非简单。我国电视台系统一方面要保持国营性质不变,一方面又要走向市场商业运作。这对于电视台的国有资本的运营者——台领导们来说,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他们除了仕途的资本以外,无法成为资本增值的受益人。他们有较好的福利,但相对于他们承担的责任而言,却是不对等的,在这个岗位就会存在角色矛盾,主体缺位的情况就无法避免,而且大量存在。所以在体制内的中央到地方的电视系统内最常听到的牢骚就是“这事有谁操心啊?”真正要想很快改变这一状况几乎不可能,对陷于其中又有所抱负的人常有“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苦闷。

但一味将问题推给体制和环境是不公平,也是逃避责任的。固然外面的天空更加广阔,一些有良好文化和制度的企业,更能让人工作得心情愉快,良禽择木而栖是一种智慧。但中国的电视总得中国人自己来办,不能所有的人都选择回避,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清醒的中国电视人不该把精力放在怨天尤人上,要从自己作起,影响周围的人。

就笔者个人的感觉,在当前的电视理论界,除了了解和引进国际传媒业的经验和前沿的管理理论之外,还应借鉴我国在市场开放较早的竞争性产业,如家电业、服务业领域中脱胎而出的现代企业的较为成熟的改革实践经验,特别是要探索先进管理经验与现有落后体制的结合点。

体制内难于施展抱负的电视人不妨经常问一问自己,你是否仅仅感觉到的是对你个人的不公平?作为一个领导,你十年媳妇熬成婆,掌握了权力和资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己所能,不让自己当年感受到的不公平在别人身上重演,还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反正我当年也是这么忍过来的,这就是规矩”,安心享受即得利益?作为一个普通从业者,为推动和改变这一切你是否做出过努力,还是指望别人作出头鸟,自己当摘桃子的人?当你遇到阻力、遭到挫折,你是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是对自己说“总结教训,再试一次,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逐鹿中原要从练兵开始,以渐进式的改良,营造小气候,推动大环境,三思举步,百折不挠。看来理想不会向我们走来,只有我们向它走去。

 楼主| 发表于 2003-10-6 14:3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欢迎KHTG
感谢你的支持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价值的文章
moontree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03-10-17 10:57:32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还有没有?好文养人啊!!
发表于 2005-5-18 21: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狂喜欢的西交四剑之一;)顶一下。。
附上宽哥的博客专栏。很多好文呢。。
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B9%F9%D3%EE%BF%ED

贴一篇深沉的文。。宽哥真是个好记者><

一次试图主持公道的经历
           郭宇宽
在西安市二环路边,离我住处隔一条街的地方,是铁路信号厂的家属院,院门旁有一排临街的门面房,被租出去由一些个体户经营烧烤。这些门面房,被称作房子非常勉强,一般只有3-4平米,在里面转个身都困难。唯一的经营办法是把桌子摆在门口,露天营业。
像这样的小店西安还有很多,这也是古城的文化景观之一,可以说有井水处,即有卖烧烤的小店。它们通常白天都不营业,晚上七点以后才开张,招待夜市客人。特别在是夏日傍晚,消费层次不属于泡吧族的工薪阶层,家里闷热,舍不得开空调,就到户外找一个这样的小摊子坐下,要上些烤肉,聊着天,喝着冰啤酒,十分惬意。这些个体户生意好的时候要忙到半夜一两点才打徉。这些摊子对市民来说是习已为常的事情。
2003年七月八号那天,我从学校回来已是晚上八点十分,天快要黑了。我刚从车上下来,就目睹到了类似香港电影【蛊惑仔】里的一幕。一辆载人的大卡车和两辆面包车一个急刹车,停在离我不到五米远的地方,十几个如狼似虎的男子从车上跳下来,手里拿着棍棒和榔头。一言不发,就对两家卖烤肉的摊子开砸,正在吃烤肉的顾客来不及躲闪,有人惊叫,有带孩子来的,孩子吓得大哭。不到半分种现场就一片狼藉,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第一反映就是播打110,可是突然发现,那群人中好几个都穿着制服,还有人穿着警服。我按耐不住走上前,拦住一个看着像干部模样带头的,质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对方回答斩钉截铁:办事处的。哪个办事处?太乙路办事处。你们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砸别人摊子?上面派咱联合执法。
他的回答既理直气壮又充满了对我的不屑。于是我自我介绍:我是记者,上一届人大代表,我要采访你,你叫什么名字?那家伙一下子就慌了,调头就要走。这时现场的群众也都涌了上来,其中两个小伙子非常激动,拉住他们要评理,却被他们一群人围住,混乱中挨了几拳,蹲在地上。趁着大家一愣神的功夫,那伙人跳上车绝尘而去。不过其中有一个干部,动作慢了些,被群众堵住去路,就是不放他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都是顾客,一个躲闪不及被棍棒砸伤了手,另一个被砸碎的滚烫沙锅烫伤了腿。
我以前也见过野蛮执法,但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蛮不讲理却是头一遭,不由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儿。职业习惯使我第一反映就是:给这帮流氓曝光。我打了陕西台【阳光快报】的热线,自报家门,介绍情况,请值班的同志快来采访,心想就算造个势,吓唬吓唬他们也好。这时,不知谁报了警,一辆警车开来,把那个没来及跑的干部和两个受伤的小伙子都带走了。在我的反复请求下,【阳光快报】的同志半个小时以后也拎着摄像机来了,我们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还采访了一些群众。当时群情激愤,一个老太太说:我解放前做生意,也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两个摊主也十分委屈,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胳膊被砸破了,他们说:我们证照都齐全,作一点小本生意,赚的是辛苦钱,如果说这段时间,赶上十六大或者领导视察,不能摆摊子,打个招呼,我们乖乖地收起来就是了。这次来了,什么话都不讲,来了就砸。还指给我们看:这条路在咱前面和后面不到十米,都有人摆摊子,做同样的买卖,占的路面比咱们还大,如果说不许占道经营,为什么不管他们,专砸这两家,不就是因为咱们规规矩矩做生意没给他们送好处么?
拍完现场的情况,我和电视台的同志商量,还想去采访两个被打伤和烫伤的顾客,因为左右都是街坊邻居,所以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他们正在派出所接受调查,他们非常爽快的答应接受采访,说办事处的那个干部不知跟谁打了个电话就被放走了,他们这边已经快结束了,正准备去看伤,干脆到武警医院见。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小个子摊主自告奋勇和我们一起去。
当我们驱车前往武警医院医院,到了急症室,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一个胖子早已堵在门口。此人剃光头,脑门有一道斜着的刀疤,他把我们拦在门外“误会!误会!两边都是我兄弟,今天喝酒喝高了,闹着玩儿,全是误会。”他满脸堆笑“记者同志费心了,咱们交个朋友,以后你们这块地头有什么事儿摆不平,打个招呼,包在兄弟我身上。” “光天化日之下,穿着制服打人,有这样闹着玩儿的么?”我挤了进去,坚持要采访那两个被打的小伙子,但不知在我们赶到之前,胖子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露出复杂的表情,其中我感觉有无奈也有屈辱,都表示不能接受采访。就在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那个胖子把小个子摊主拉到一边笑眯眯的耳语了几句。他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这事就算了,刚才你们采访我说的话,你们帮个忙,求求你们,千万别播。”形势如此逆转简直让我措手不及,我们很不甘心的往外走,乘那个胖子不在身边,我问小个子摊主:“你们为什么这么怕他?”他委屈的说:“你不知道,这货原来就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现在辞职了在道上混,是这一片有名声的闲(音:寒)人儿,惹不起。”我问他:“他们砸了你的摊子就这么算了。”他摇摇头:“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得罪了这帮人日子可怎么过呀,唉,不忍又有什么办法。”
回去以后,另外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摊主老刘,向我要联系方式,我留了张名片,还给他们打气:这是法制社会,我就不相信没个说法,不行告他们。
第二天路过那里,我又到他们店上看看,我天真的以为这事经过昨天一折腾总该有个结果,就问他们,办事处的人来过没有,他们说:“没有”。而且他们今天也不敢摆摊子。我问为什么?他们指指隔壁“你看。”原来昨天那几家占道经营更厉害,却没有丝毫损伤的摊子,今天反倒不约而同都把摊位收缩了。“他们平时跟办事处的人有关系,今儿肯定得到了什么风声,估计又要冲着我们来了。”果然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一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和几辆面包车又开了过来。路过小店的时候车速放慢,车里的人探出头来,我认出车上有昨天那伙里的人,面包车的车门已经拉开了。他们没有发现什么把柄,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就一踩油门呼啸着开过去了。摊主他们几个都庆幸果然不出所料,幸亏没有把摊子摆出来。
回到家里,我守在电视机前,到了晚上十点,看见几条不咸不淡的新闻,我们拍的片子显然是被卡住了。我也知道这样揭露政府基层办事部门问题的节目涉及面太广,会遇到很多阻力,很难在电视上播出。
当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车上那几个人的表情总在我眼前浮现。天一亮我就给我作律师的朋友打电话,咨询了相关的法规。还联系了我们选区的人大代表,解释了情况,希望他们介入此事,他们都表示关注。
到了傍晚,我又去到店上,这条街前后不远处的烤肉摊生意都做得红火,可这两家还是不敢把摊子摆出来。老刘见了我,拉我坐下,问我“昨天电视怎么没播呀?”我无言以对,只好说电视台也有他们的难处。也不知是鼓舞他还是鼓舞我自己,我说:“就不信这世上没个讲道理的地方,你放心,我联系了人大代表,再不行咱们走法律程序告他。”
老刘摇摇头:“没用的。”我很不解,怎么会没用呢?他说:“你是好心。可就算他们当着人大代表的面,跟我们赔个理又有什么用,人大代表一走,我们还得和他们打交道,本来我们干这行不占些道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都自觉晚上才摆摊子,只要不是领导视察,平时给他们送点好处,他们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中国凡事都有个变通。如果得罪了他们,和你较起真来,你一天生意都作不下去。就这样你还没脾气,那个【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反正具体尺度都在人手里。我们大概就是少送了好处,所以他们那伙人过来敲打敲打我们不懂规矩。”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就算是执法,那他们在一条街上,别人管都不管,专砸你们两家,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看你就像个学校里的人,有些事情你不了解。人家是执法者,咱是老百姓,管谁不管谁,他说了算。那天算是给你看见了,结果你发现没?第二天其他几家摊子就收了,他们为什么收的这么整齐,肯定有人专门打招呼,一个电话‘天气要变’就心领神会了。那天准备专门收拾我们,幸亏咱反应的快,没让他们抓住,要不然他们可以拿着红头文件,理直气壮的收拾咱,你在边上也没用。”
我突然想出个主意:“假如另外几家真的和他们有关系,那你们不妨留心点儿,看见他们把摊子摆出来,你们就摆出来,他们一收,你们赶快也收,有这次事儿,他们至少不敢明目张胆的光砸你们这两家。”
“唉,你把他们想得太简单,如果他们是冲着我们来,象征性的在那边砸个碗,把我们这边全没收,你有什么办法,找谁评理去,人家是按规矩执法,道理一套一套的,要想整你,办法太多了。”我想不通:“照你这么说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象咱这样的人,没文化,没技术,除了这点小买卖,还能干什么,人强强不过命啊。最后把你逼急了,走投无路还是得给他们的人送好处,就跟收保护费一样。”
我记得听说过有一些地方是经过市政府批准的,可以在路上摆夜市。我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去那些地方光明正大的摆摊子,省得在这里受气。
老刘又叹了口气:“哪有那么容易的好事,就那么几个点,除非偏僻的没生意作的地方,否则要想挤进去,不跑跑关系,连门都没有。走到哪儿,还不是一样得给人送钱、送礼。”我默然无语,老刘接着说:“我没什么文化,还要过饭,受人欺负都习惯了,你看我这儿子,也没条件供他读书,我没什么可教他的,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借来的钱摆个摊子,做这小本买卖,就指望他将来象这样靠着劳动也能本本份份挣个糊口的钱,咱没什么奢望,一家住的是五十块钱租的房子,平时有碗面吃就可以了。”我看见他眼圈有些发红,自己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他反倒宽慰我:“小兄弟,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如果那天不是你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他们恐怕还会整咱整得更惨。咱现在能撑一天是一天,大不了再回去要饭。”
这些日子,每天晚上,我都会去看看老刘他们,这条街前后的夜市都挺热闹,唯独他们小心的缩在狭小的店铺里,看得出来生意很冷清。 由于我的参与,老刘他们可能现在送礼都没人收了。
也许是我害了他们。

发表于 2005-5-18 22:2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好文章!宽哥真该转做作家
发表于 2005-6-3 00:06:47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其实有的杂志上也有
发表于 2005-6-6 11:56:37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不必啦,像现在这样业余写写就很不错啦。
发表于 2005-6-6 23:53:09 | 显示全部楼层

捉摸不定的郭宇宽

要不是有人把这个贴顶出来,还真看不见前辈的文采。鄙人一向鄙视挖古墓的,这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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