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MBA商业伦理辩论大赛商业伦理论坛实录

洪七公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赵占强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525/n308526667.shtml
主题演讲：坚守伦理底线，商业才有明天
　　主持人：欢迎大家参加本次商业伦理论坛，下面首先有请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杨斌教授做主题演讲。【第一届中国MBA商业伦理辩论大赛专题】

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杨斌教授做主题演讲 摄影/刘洋
　　杨斌：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开幕式。本次比赛是一个系列比赛，今天下午是初赛，今后还会有复赛和决赛。希望在场的各位同学和嘉宾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整个比赛。
　　我今天来做开场演讲，现在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一共五位老师在清华MBA中开这样一个课程，我们把它称作“领导与责任”。
　　今天主要谈两个话题，在两个论坛开始之前做两个问题的探讨。一个偏向于社会伦理事件，或者商业伦理现状，另外一个论坛的主题是商业伦理教育，包括MBA伦理课程的探讨，我想把我的看法和体会跟诸位做一个分享。我现在正在讲商业伦理课，我个人并不认为目前给MBA同学开商业伦理课就一定好，或者不好。这里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什么课，讲什么，谁来讲，讲完了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刚才传媒大学辩论队的同学已经对现在的商业伦理现实做出了他们明确的判断。他们特别认为今天商业伦理如果我们用媒体喜欢用的两个字叫文丧，他们认为跟经济、政治、环境有关，我相信这是他们今天下午选择的立场。
　　我从教育的角度谈两个问题，第一，这也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片面的以政治思想教育取代伦理教育的一个恶果。第二个，如果从商业伦理角度来讲，以楷模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恶果。如果政治思想教育如果建成为主义，商业伦理的反省、探讨和建构我们称之为问题的话，我觉得呈现出来的一个总体的状况及问题意识不足，主义大旗乱举。
　　我们都是从学雷锋生活过来的，小学、中学阶段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雷锋是从某个角度景仰的楷模。但是在学习中，甚至从文化传统中，所谓的内盛外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基本的道德立场，我个人认为有一点误判，将所有人力图推向同一个纬度，同一个道德高地，付出的代价是所有人都找不着北，甚至可能会把说和做两件事情巧妙的或狡猾的分离开。所以我也赞成今天第一个队，北京大学代表队的口号中，叫知行合一。我也相信商业伦理辩论大赛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叫中式闻道或者下式闻道，而不应该是上式闻道。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偏好伪装。这也是我们当老师的，特别是商业伦理课老师最厌恶的一件事情，在课堂上大家说一些你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事情。
　　从这一点出发，商业伦理辩论大赛也有一个缺点。如果获胜成为了单一标准的时候，以单为主，或者企业组织或者人类异化就会自然而然发生。
　　我的看法是开设伦理课程，有一次何力刚从日本回来，我们一起请另外一个嘉宾参加经济观察报组织的一项活动，谈到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一场CSR的热潮。当时我们考虑到环境、发展阶段等各方面因素，我觉得开设伦理课程比商学院开设企业社会责任课程更值得。因为我观察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课程之后，感觉像是贴标签，或者另外一种PR。伦理课程中的关键，其实是强化或者诱发学生的伦理意识。其实更大程度上是避免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反省打小就有的好人坏人的简单的判断。我们对商业伦理的理解就是流淌着商业道德的血液。温总理的这句话，让我们教商业的老师警醒自己。我看过一些国内编的商业伦理的教材和案例集，简单说起来就是歌德式案例在商业伦理探讨中的价值极低，拜德式的案例价值也不大。拜德是把角色主角丑化以后，安然，我们不是他，他们非我类，他们怎么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一个同行寄给我他的商业伦理辩论案例，假奶事件，那些都是新闻传出来的东西。90分钟的课到了最后15分钟，或者5分钟，老师有一个秘诀，他会说出结果。事实上，我这次的课，有一半的案例最后学生特别生气，因为坏人没有得到惩处，所以他们很生气，给我写电子邮件，跟我探讨。我们为什么喜欢用这样的案例，部分可以反映出我的看法。学生这样问我的目的是，他希望商业伦理课的老师用后果论或者结论论的思维方式来跟你探讨商业伦理的价值，商业伦理一定好，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能多赚钱，这样我才愿意讲它，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作结果论，和它相对应的是义务论或者底线论。我做一件事，本身它会带来什么后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我相信的事，那是另外一个部分。那些冲上台来的同学从某种角度讲，也更是我们商业伦理探讨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一种非后果论的方式让他们信服伦理是有价值的。否则他们就会永远的希望三拍五拍里面的说法，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有的老师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延伸一下商业伦理环境，偏科生有不同角度理解，一种角度是企业里面重生意轻管理，他之所以赢，是因为它模式好，但不一定它的管理就得当。这里面也不意味着他们在伦理上坚持底线，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年成长中充满着没有底线的成功故事。他是怎么赢的？主要是没有底线。企业家们的“借口”或者理由，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他连生存都做不到，还有什么精力做别的。他对生存的理解和天桥上的人对生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用一个美国教授的话叫：为增长而增长的形态是癌细胞增长的形态，人不能这么没头脑。偏科生的中国企业简单说起来就是呈现一个单纬度的特征。为了赢而异化企业的目的，也异化企业中人的目的。外企的问题更严重，到底是入乡随俗还是助纣为虐的问题。
　　到底这是小不忍还是大不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第二，今天有些媒体朋友需要正视的，今天组织腐败或商业组织比个体腐败对于中国商业伦理现状危害更大。整个组织呈现出了群体盲思状态下的，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包括一些国企。这里面有竞争的问题，有管制的问题，也有行规、潜规则在中国文化中的问题。很多时候清理法三个字在中国商业中的排序是和他们一些国际同行是不同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被揭发出来的商业伦理事件，曾经在七年到十年时间中在整个同行中都是公开的秘密。
　　今天媒体某种意义上，我对媒体寄有非常高的期望，我觉得媒体增加透明度是克服中国商业伦理固疾的最有效的手段。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有时候媒体错误将商业媒体事件娱乐化，那需要警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告发、揭露在我们的商业环境中非常难。我的学生毕业以后来到一家商业银行，他给我写信跟我交流，在这个银行中他希望能够比较快的获得进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向上司进贡。我们的学生课程结束以后，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探讨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包括做老师、做学生，做MBA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我自己觉得沉甸甸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回答。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在清华百年校庆之前，经管一直在运动会中排第一名，今年自动化赢了经管。之前学生会主席给我写电子邮件，问我一个问题，这个赢到底有多重要。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说要想赢的话，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则，你到了关键了几个项目要去北体大请几个外援来。他特别说了下一句话让我感觉很惭愧，我现在不是问作为党委书记的你，我现在是作为你是我的商业伦理课的老师，他的意思是说，这两个答案很不一样。
　　商业伦理现状中间充满着很多对于商业伦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值得推理的事情。商业伦理教学关键点是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严肃的道德思考。哪怕这些道德思考让他们由舒服而变得痛苦。我有个学生是MBA，他有一个反响，上了我们这个课之后，原来清楚的事情现在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答案不是那么唯一。有些时候本来觉得每天还挺好，现在不那么觉得。就有点像德鲁克在旁观者中间写的升华者，所有人都希望他对纳粹统治的学校提出可疑的时候，他站出来缓缓的说，请问科研经费是不是还能够得到继续保持。
　　讨论今天在MBA和商业实践中越来越普遍的几乎成为公理的计算型原理，什么事都是最大化。去分析一些高调的价值观宣传之后，真正企业内部是不是存在着扎实的行为准则？我也喜欢王瑾说的，讲到你们中间一门考试叫伦理的道德与治理，包括现在很多把商业伦理或者把社会责任当做宣传品的公司中其实缺乏基本的透明的公司治理，这些问题可能很严肃。
　　星期五中午我接待了两个苹果的EMBA的校友，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将来在清华经管学院教育中怎么多用一些苹果的产品，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有给你带一个iPad2作为礼物。他们谈到他们最近的同事做了一个免费的应用程序，做得很不错，但是这个同事被开掉了。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他为什么被开掉？那个人说你没有读过我们公司的章程，我们公司任何编外人都不允许做应用程序。就拿我们国家的通讯公司来说，有多少通讯行业中的领先公司中充斥着缺乏基本的或者没有落实的行为准则。而使得员工普遍的规则中都在想，这事是公事还是私事。我讲苹果的这个故事，之所以有人认为他伟大，不光是他有创新，其实很多小的基础性的东西也很到位。所以，清华的同学的一句口号是：商业伦理是商业文明的基础。我希望中国的商业伦理现实更早的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谢谢大家！
　　圆桌论坛一：中国商业伦理环境的现状及未来

论坛一“中国商业伦理环境的现状及未来”　摄影/刘洋
　　李达：我们的题目是中国商业伦理环境的现状及未来，我们讨论的核心是商业伦理，但是我们知道商业伦理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性的问题。商业伦理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单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社会各界的嘉宾，他们是：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司长 于军
　　新希望集团副总裁 王航
　　正大集团卜蜂莲花首席商业官北京代表 蚁龙
　　IPG资本执行董事 杨承路
　　资深财经媒体人 何力
　　李达：首先请问一下中国为什么三聚氰氨、瘦肉精的事件屡见不鲜？
　　于军：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媒体也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近几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是故意的违法犯罪，比如问题奶粉的事件，问题奶粉在08年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罚没、清剿了一大批问题奶粉，当时要求都要销毁。但是这些问题奶粉存在在企业里面，过了两年以后，有的不到两年，这些企业又把有问题的奶粉重新拿出来用于用于制造其他的食品。再比如瘦肉精的问题，瘦肉精在我们国家02年已经明文规定不允许添加瘦肉精。
　　王航：在产业链上出现了很多违法犯罪的环节，很大的原因是道德上的缺乏、缺乏正义感。刚才主持人举的例子都在食品领域。在别的领域也有，可能没有食品这么危害大，引起的社会关注度这么强。或者没有在这几年暴露得这么集中。为什么在这几年暴露这么集中？很大程度上和这个行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产业链环境相关。我们把商业伦理和食品安全结合在一起研究。
　　伦理两个字远远高于道德，包括法律、宗教、圣人之行等等。我们做企业关系很多事情，外部的环境、政府、媒体、社会的互动，通过商业行为，彰显行为模式。要参与，或者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些是企业要面临的外部的生产环境。
　　内部的组织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商业逻辑问题。在孟子那个时候，社会的分配关系就有一定的纲常约束，有一定的伦理。今天我们企业内部的关系靠什么约束？我们企业内部的新人和老人之间靠什么约束？这里面也存在大量的商业伦理的问题，好像今天关系问题只是落实在两个外部的商业环境。
　　在农业和食品连接起来的产业链是现在全中国最薄弱的产业链。因为参与者众多，企业规模太小。从C到D，D到C中间转换的环节太复杂，所以很容易滋生大量的违法犯罪事件。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伦理上的因素，但是必须客观的去强调更多的是由一些商业上的背景和产业上的特点决定的。
　　蚁龙：我刚进正大的时候是负责饲料的，现在慢慢转到卜蜂莲花，很多人觉得差异很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转接，因为我比较了解，做食品、做零售商，了解供应链、产业链的情况。我觉得很多零售商，他只是把生产看成一个黑壳，他说我就要这个产品，我不管你怎么把它生产出来。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消费者习惯来说，可能要追求便宜、追求质量非常高。但其实在矛盾之中就会产生很多不法的行为。我觉得法律是可以去控制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出路。供应商怎么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并用合理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违法行为还是会不断发展、不断出现，因为一个社会肯定会有好人、坏人。有的人就会看见这是一个机会，没有人敢做我就敢做。这个是零售业的发展的过程。
　　何力：昨天我看到一条微博很好玩。他说中国为什么存在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我们食品本身有问题。老外吃的披萨，馅料都在明面上，好坏能够看出来的。中国吃的混沌、饺子馅都在里面。
　　前两天说让我来讨论商业伦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很多思考可能永远没有结果。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商业伦理问题是解决促进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我们看到新技术发展使得透明度提高。透明度的提高应该有利于信息对称、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和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之间的调整和他们选择的平均分配，但是，信息技术的复杂性也给商业伦理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挑战。企业经营行为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边界是不是比以前模糊，现在很多企业内部的情况和信息，跟其他的关联度提高，那么企业还存不存在自己的隐私、自己的商业利益。
　　商业伦理和竞争的问题，商业伦理是不是有利于竞争。做好事就是为了得到好报，这个商业伦理是不是也应该需要思考？商业伦理的环境和建设，我觉得可能是三个问题，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过去这么多年的偏差。第二，我们改革以后选择了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但是我们在选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功利性，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又不重视法制、不重视民主和政治制度的改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第三，涉及到信仰，人在做，天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下，一个人应该怎么不功利的对待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05年在美国做了一个媒体伦理的培训。美国的老师当时给我们讲了两个案例。一个案例，一个摄影记者去拍一个采访对象，这采访对象突然跌倒了，他是应该继续拍还是应该把他扶起来。第二个案例，你的广告客户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你是应该报道还是不报道？结论有无数个，你的广告客户是你的什么广告客户，是1%的还是90%的客户。你的采访对象也是这样，他因为什么跌倒，跌倒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危险。所有伦理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唯一的答案，确实充满了复杂性。
　　李达：最近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食品安全教育规划纲要。其中强调了行业道德伦理建设，这是怎么样的出发点？
　　于军：我们最近刚刚下发了一个食品安全的宣传纲要，这个纲要里面明确把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对食品安全的从业人员，包括政府的监管人员来进行培训。这也不单纯是食品安全领域需要这样一个培训。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应该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有些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个国外的机构对23个国家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人一生中什么最重要。第二，你认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70%左右的人认为钱是最重要的。西方欧美的国家，他们只有20%几的人认为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国家的老百姓还是一个比较贫困的状态，或者是不富裕的状态，我们认为钱对于改善他的生活很重要。第二个问题，人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挣钱多就是成功的标志。在欧美国家钱的比例仍然是低的。
　　大家可以从这样一个调查来看，我们现在社会从伦理和道德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在全社会这样状况的情况下，食品安全会不会像荷叶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考虑食品是老百姓一日三餐离不开的东西，而且吃到嘴里会影响人的健康，所以老百姓对食品不安全得容忍度很低。所以我们想，在全社会弘扬高尚的价值观的同时，我们首先要在食品领域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来促使食品安全领域有一个好的环境。也希望媒体在这方面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
　　我仔细观察了一个商业网站，连续看了三天，这个商业网站的首页有一个社会新闻，这个社会新闻基本上是每天有16到17条的信息，三天内，要么17条全部是负面新闻，要么里面有16条是负面新闻，有1条是正面的弘扬优秀价值观的新闻。老百姓看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每天他看到的都是这个社会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李达：我刚才听到王航先生的讲话中提到，出问题的大多数都是食品行业的企业。这和我们食品行业的特征相关吗？抛开食品行业不谈，中国商业伦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竞争的压力、体制的问题，还是由于行业的特征或者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
　　王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河水也是黑的，食品也是假的，人心也是惶惶的。人心会随着环境异化，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作为人而言，他也会追求一种向上、向善的回归，这可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关。但是法律的体系不能垮掉，要善于去打造一个信得过的专业的中介体系，你们还要特别重视一个媒体的环境。
　　我们的媒体负有社会监察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像刚才杨斌教授讲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化、脸谱化，去适应一般传媒受众的简单的心态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官场是一片黑暗的，企业是一片黑暗的。方方面面是一片黑暗的。使得民众这种普遍的怀疑、普遍的迷惑、普遍的愤怒，你无从去建设一个真正的具有真善美色彩的环境。杨斌教授的演讲把思想和伦理的防线放在了媒体里面。作为媒体在商业发展方面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也要理性来看待，一种商业理论的弘扬，我们要为他营造一种环境，从学界来讲，我们希望出现一些孔圣人、孟圣人。从企业界来讲，我们希望企业逐步做大做强，能够提升和引领这个行业上升，使得商业伦理能够真正的超脱于企业的生存，能够落地。最后想简单呼吁一句，在我们判别很多问题的时候，确实要落实到人、人性、人心，而不是简单的脸谱化。最近大企业的社会型事件，我看到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感觉有了相当的厚度，没有脸皮化，比较客观、真实的捕捉企业领袖的真实的状态。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李达：如果在构建商业环境，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是企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还是媒体的责任？
　　王航：如果俏皮一点回答这个问题：从现在做起，就能够通过政府、媒体、企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大家在中间发现一些有共识的东西，而不是彼此设防、不是彼此为敌，不是彼此为猫和鼠，这个社会就有价值和意义。
　　何力：最近我看到一个争论，关于卡恩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在美国的媒体伦理看来，他虽然是个犯罪嫌疑人，但是他要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在欧洲做媒体的，这种把握、控制会更严格，既然他是犯罪嫌疑人，给他曝光的程度控制实际上是有分寸感的。中国的传媒行业本身也是这两方面，一个是媒体作为参与社会透明度提升的行业，他参与的功能，他的自由表达、能够让公众的知情权更多的获得，这方面的功能在我观察发挥得还不够充分。这也有各种原因，包括管制、包括竞争不充分等等各种原因都有。他们接触的真实的事实可能还不够充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以及权利的滥用。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他的选择性以及是不是注意到了均衡，是不是存在着滥用的权利，或者过度的营造上。这个现象也不能说不存在，但是相对于报道的不充分而言，过度的报道不是主流，至少在今天中国当下的事实和环境。
　　我们在讲2005年就发生了湖南邵阳的计生系统的干部事件。但是今天媒体相对普遍的报道是在2011年。这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今天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已经开始给人打马赛克了，这是一个变化，过去是没有的。以前，匿名调查和真实采访的区别在哪。这不就相当于警察钓鱼执法吗？伦理问题之所以复杂，就是它不是唯一的答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媒体会做出自己的选项。
　　李达：这次发生瘦肉精事件的双汇六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想请教蚁龙先生和杨承路先生，精益管理和质量的严格管控跟商业伦理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蚁龙：刚才跟某一个同学在交流的时候，我认为在一个企业里面对员工有两个衡量的指标，一个是他每天交的报表，他为公司赚了多少钱。另外，价值观的问题，他的价值否和我们企业的初衷是合理、匹配的。正大企业，我们的董事长一直在强调，他某一个员工的价值观比他每天交的报表是更重要的。他今天交不出这个报表给你，他可能是有原因的，但是他最终会都到合理的道路上。这个人首先要认同你的价值观，你才能控制这个企业不断生产出好的产品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要给到企业下面员工的武器，我们要合理的给他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公司建立一个鸡蛋厂，花了六亿。很多人看来觉得这个很不合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企业与企业之间有一个缺点，如果下面的员工认可这个，他自然会要求这种支持给下面执行一些项目。对于我来说，企业第一要把关的就是每一个人不但有这个本领，他要有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可。这也是商业伦理互相紧密以后要做的。
　　我们集团在请人的时候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做业务的能力，一个是对人价值观的衡量。我自己觉得可能价值观比业务的能力更重要一点。他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也许会亏了钱，但是如果他是按照我们，我觉得他衡量的方法是正确的话，他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的。
　　杨承路：我个人认为有两个观点，术和道。工具是术，道是什么大家都能够理解。在今天这个时代，术又很重要，其实精益化管理的核心是亮化，亮化的水平决定了管理的水平，所以有亮化、有透明，就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哪怕是政府的反腐倡廉这件事情，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平台，有了透明之后，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让它能够好。比如说农业产业链，最近我在研究能源，火电厂在闹电荒，每个产业链都会有他的具体情况在。但是如果更能够做上层建筑环节。今天说媒体是上层建筑，资本当然也是上层建筑，政府无疑是上层建筑。回应于司长谈的话题，我们今天谈绿色的概念，绿色是生态的本来面貌，我们今天的食品不要转基因，还原其本来的面貌。我经常讲，看中国你要用什么水平来看？要用看油画来看，你看到的每一个点可能是灰的、黑的，但是你稍微有一点距离，依然能够看到整个的面貌，看到三十年的发展。我也期待将来上层建筑的环节也能够提供一点泡泡弹。油画也慢慢从一个点到整个的轮廓。
　　李达：信息化和媒体的结合，现在出现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究竟能够推动商业伦理环境的建设还是有抑制作用？
　　何力：整体来讲毫无疑问是正向的。现在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撒谎的成本非常高。一个谎就需要两个谎、四个谎去维护。现在企业的透明度确实在不断的提升。这里面也确实涉及到对隐私到底是它的边界在哪里。包括信息化提升以后，分享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分享，同时也要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技术也是双向的，一方面要保护专利，还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分享。专利为什么要失效？就是因为你虽然有发明，应该得到利益，但是你还要为社会进步做贡献。总的来讲肯定是正面的。
　　李达：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商业环境的现状，下面请各位嘉宾用很短的话语描述一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商业伦理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
　　于军：理想的状态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得很清楚，在我们伦理和道路的环境上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光是媒体，不光是商业从业人员，包括普通百姓都需要来关注这件事情，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王航：对商业环境的憧憬就是对于周围的人有信心，对明天有信心。
　　蚁龙：我觉得理想状态永远都不会百分之百达到的，可以达到99%。我认为这个社会在变化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意识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来买的。所以，当这个市场变化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商业伦理的产品生产商都得到回报，没有的那些就会被打倒。
　　杨承路：，我想到两个人的话，一位成功人士他的名言是：商者无域、相融共生。它是国美的名言。另外也是一位成功人士，跨越了两千年，他的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何力：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一个阶段，人还是人。我不相信今天的人就比两千年前的人变得更恶劣或者更高尚。他们一定会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自己的挑战。
　　李达：我特别认同何先生的观点。我们总结出来了四句话十六个字请各位斧正，我们希望中国在推动建设：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商业伦理体系。
　　提问：我是北科大MBA的队员，我叫尚进，我想向于司长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食品问题老是在事后监督？为什么不在事前监督？为什么不在产业链整个环节监督、每一个小的环节监督，为什么总是出问题在事后靠媒体去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事后监督和事中监督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空白？
　　于军：现在给我们的感受，好象是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媒体记者跟踪调查来发现的。事实上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的违法事件或者是存在的问题还是少数，还是少之又少的。我给你说一个数字，去年一年我们查处的违法食品安全事件、案件有13万起，如果平均到每一天，大概应该是在一天发现380到390处罚。去年一年关掉了食品生产企业10万家。通过执法检查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条件被关掉、吊销许可证的是10万家。算下来一天关掉300家。但是媒体现在报道的还没有300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一个细节都去监管？从我们现在监管的链条上来看，很长。
　　从农业的种植养殖一直到餐饮消费，这几个环节，我们的从业人员、经营企业数量非常庞大，但是我们政府的监管部门、监管人员数量非常少。比如说中国的养猪户有6700万户，而我们农业部门的监管队伍是非常少的。在美国养猪户是7万户，我们是他的一千倍。从监管上来讲，每个监管对象都会轮到执法部门到那里监管，但是不会24小时盯着他。现在食品违法犯罪嫌疑人比较多，如果他想犯罪，想实施违法的行为，他是会躲避你监管的。
　　蚁龙：我自己认为食品产业链是非常复杂的环节，我自己也是在行业里面要不断的学习，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我认为最终还是人的关系，我们不能完全达到百分之百的食品都是安全的。我不认为有一天这会发生。就算政府要建最严谨的机制，还是会有机会攻破的。
　　圆桌论坛二：商学院与商业伦理建设

论坛二“商学院与商业伦理建设”　　摄影/刘洋
　　李达：下面有请第二场论坛的主持人朱闽。
　　朱闽：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让华尔街的精英们受到了更多社会的谴责。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社会更多的把目光聚焦于培养这些商业精英的商学院，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变革，面对着教育界的反思，我们的商学院如何去定位，如何让我们未来的商业精英能够获得这样的商业能力，下面开始下半场的论坛，主题是商学院与商业伦理建设。有请本场论坛嘉宾：
　　清华经管学院MBA教育中心主任 高旭东教授
　　清华经管学院 钱小军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李欲晓教授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总裁 王璞
　　问各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商业伦理是可以被教的吗？学校是否可以真的把商业伦理传授给学生？
　　高旭东：我认为绝对可以教。我曾经问过很多同学，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什么？他说人都是自私的。后来我跟很多老师交流，他说其实我们理解错了，也有可能是教错了。微观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只是一种解释，如果我们假设人是自私的，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最后可以做出一个非常美妙的数学殿堂。所以我们有了市场最有效等等这样一堆的推论。也可以假设人不是自私的。如果人不是自私的，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和其他一系列的东西。假设人是自私的，不表明人一定是自私的。我们老师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告诉同学们，人不一定是自私的。他可以有非常崇高的追求，他也可以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有自私的追求。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们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好人，从商学院毕业以后我仍然可以办一个好的企业，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钱小军：我是作为教授商业伦理课程的老师之一。我个人认为关于他是否能教，就看你是否能教他。如果你在课堂上说我们这个课只有一学分，在学校只上八周课半个学期。如果你希望这个课上完了以后学生的伦理道德水平能够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不能教的。反过来我们在课堂上，我们这个教研小组秉承的原则是，我们是启发学生们去思考，就像杨斌老师在演讲中提到，他会有一些无论是集体的或者是个人的盲思。在很强的压力底下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就在财务指标、企业的生存、短期的影响因素的考虑上。而没有去考虑到在商业伦理这个纬度，如果你缺乏了思考，或者在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的话，会给企业带来什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课是可以教的。
　　李欲晓：北师大经管学院最近在商业伦理做了一些努力，一个是有关的讲座。另外，商业伦理的课程这学期正式开设。5月12号清华第一届商业伦理辩论赛报名截止的18点的时间，刚好是我们商业伦理课程辩论赛的开始时间。这个辩论赛组织了两个辩题：第一，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自己创造财富还是为全社会创造财富。第二，企业行为的准则是为了获得结果的最优还是获得实现过程的公正。就是想通过这些努力来理解或者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食品安全的现象，它共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失德的问题，是大家得到共识的。第二，我们如何来看待、理解这些问题。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了，是不是永远都是赢为上的?我们最大化的利益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够了?是不是群体的腐败要比个人的腐败更让人们迷惑?针对这些行为的准则和标准，这些问题的认识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发现的第二个问题。第三，谁来改变这样一个现状，谁来作出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法律也好或者是国家政策也好，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针对企业界，商业道德很关键的是商业精英的群体。一个是现有的商业精英群体，第二，未来商业精英。我们作为商学院，在培养未来的商业精英，他们如何承担这样一个职责的承担。第四，如何解决商学院的职能和功能的问题。第一，能不能教。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开设这样一个课程，但是我在写课程介绍的时候，我没有说主讲者是谁，我是说课程的组织者是谁。第二，课程的对象我没有说是学生，而是说参与者。这里有一个迷惑，商业伦理能不能教。因为我个人觉得大家读到MBA这个层面上，他又有学习的背景，又有工作的背景，在这几十年他的价值判断的基础已经有了，通过短短的商学院的教育能不能发生一些改变。这是我困惑的问题。我们可能明确一个方面：我们不要求大家都做一个高尚的人，但是我们希望要守得住伦理的底线。怎么来教也涉及两方面。第一，我们要明确社会对一个商业精英的要求，不光是术的要求，还有德的要求。第二，沟通、领导力这些方面的教学，或者说软技能方面的努力，软技能和商业伦理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他对商业伦理的教育让你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掌握了软技能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商业伦理的问题呢？
　　王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说明了商业伦理是可以教育的。比如要教一个课，我们的生源方式就要调整，如果我们教工科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领导力不是很重要。商业伦理这门课虽然全民都需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企业关键决策人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角色的担当也好，选择这群人也是很重要的。第二，教育很重要的是言传身教，大学不是有很漂亮的大楼，主要是有大师。大师不是他暂时掌握的知识有多么丰富，而是要有大德。教也是要言传身教。今天上午讲了很多的例子，甚至讲了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请教他的任课老师，他就要给学生一个作为老师决策的回答。这就是他身教的一部分。遇到事直面问题的回答。同时还有更多自己认真负责、言行一致的影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影响，他教的这门课彻底的就完了。就像我们一个公司做考评一样，如果考评机制都很好，也很合理，考评的人不被被考核的人认可，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言传身教作为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要从几个角度去看。所以，要讲商业伦理课，请校外的导师一定要慎重。如果你请了一个有学历门事件的人来讲，道德上讲得再通，知识再丰富也是不合理的。
　　我特别欣赏杨斌刚才讲的观点，多元思维、发散思维，把这个启发出来。因为有时候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很复杂的局面下做成的，很难说绝对的对，绝对的错。还有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一个公司内部集团有要求，子公司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可能的要求有一点自己独立的主见。如果他完全听话，他的竞争力从哪里？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教学生的时候应该把这种纠结教给大家，教给他一种方法，教给他看问题的多元角度，进行取舍，最后由他在这个岗位中进行取舍。如果只教一个单一的思维很危险，即便他成为了一个好的人，他可能在现实中跌得头破血流，他失败了也没有意义了。
　　朱闽：我们能达成一种共识：伦理本身是可以教的。王璞先生已经把我们的谈话进一步引入如何来教。我想请问商学院的老师，在能教的前提下如何去教，刚才李教授谈到，我们要还原当今社会环境下商业伦理现实的状况去树立一个更高的理想的标杆，还是说我们保守的是一个底线的阵地。我们在商学院商业伦理的教育目标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我们会采取哪些方式进行教育？
　　李欲晓：刚才王总也好、杨教授也好，都谈到多元化和后果的问题。我也希望从现实中的困惑，或者道德两难的问题出发来引导学生发现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困惑？尽管是多元化的选择，这些不同的视角是什么？首先我们的切入点是困惑问题。下一步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些道德的困惑。多事件、多标准、多依据，这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论和思辨的问题。不管什么样的视角我们有一个共同判断的依据，或者是共同判断的原理。这是希望能够影响这样一个教学活动、课程的过程来实现的。最后，还是归结一条，我们不需要，我们目前很难达到一个高尚楷模的水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发现或者去理解底线伦理的内容，并守住底线伦理。
　　钱小军：我们去年开始上的课，我们是一个小组的讨论。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并不是把伦理课作为哲学课来上，很空泛的去谈。我们从案例教学出发，让同学们在前人已经实践过的典型事例上，让同学们来设想如果我是案例利民的主角，要做相关决策的时候，我要做哪些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希望学生们根据案例提供的条件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同的同学会有不同的选择。因为他是一个多纬度的，同学们思考的角度也不一样。你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哪些决策因素对你来说特重要，哪些因素不是那么重要，不同的人选择不一样。我特别同意李老师的说法，我们只是一个组织者，我们是一个协调者。如果同学说，我的选择是一，我们的责任就是追问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希望他能够更深入的思考，同时在追问的过程中也带领同学们共同去思考、追问、辨析。让同学们自己质疑同学们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才能越辨越明晰。
　　另外，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希望他在选择的时候要知道我的这个选择可能不仅带来短期的收益或者短期的损失，同时他可能还会带来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带来的影响。这些相关的群体可能是很直接、很明显的，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收益也可能是短期的，还有长期的影响。在讨论过程中同学们就会知道他有很多因素要去思考。而不是仅仅的要去生存或者商业伦理的基础。即便是生存，每个生存的定义也不一样。
　　高旭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有多少人相信老天爷，有多少人相信上帝，有多少人相信共产主义。其中有一个说是的就请举手。你相信老天爷也好还是上帝也好，是想让我们这些人做好事还是坏事，相信老天爷希望我们做好事，把手举起来。有多少人能证明老天爷存在？你怎么证明？
　　观众：有一些我不可左右的因素在深刻的影响着我、左右着我。所以我认为老天爷是存在的。
　　高旭东：有多少人认为老天爷根本不存在？我既不能证明老天爷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但是万一老天爷要存在呢？我就是相信老天爷是存在的。我说我现在想想，我要是做坏事，万一老天爷存在，他会惩罚我，所以我做人的第一个原则是，我敬畏天地。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人与人之间关系，我想做什么样的人。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去要求你的员工、你的雇主，这样对吗？我们现在种的很多菜、做的很多饭，自己都不想吃，但是我们去卖给我们的客户。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做，尽量不要要求别人做。
　　第三个层次，你尽可能做一个好人。
　　第一要敬畏天下，第二要敬畏别人，第三要做一个好人。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要守住底线的问题，为什么要守住底线？你不敬畏天地、不敬畏别人，你为什么要守住底线？这个问题要想清楚。我认为商业伦理可以教育，我敬畏天地，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做一个好人，对我的商业成功有没有意义？我认为是有意义的。最近管理学家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里面冥思苦想找了一堆案例。第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有一个叫威廉姆的人写了一本书《道德的优势》，他说，一个企业遵循了道德的原则，他就可以做得比别人好。企业要盈利，最好要搞创新。但是怎么才能把创新搞起来？创新是企业内部所有人的事。既然是所有人的事，如果我们的CEO，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对员工，你克扣他的工资，是一个血汗工厂，员工就要整天琢磨你了。青岛港，他说在过去二十年中，无论是企业发展得好的时候还是发展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给工人涨了三十多次工资，我让我们企业的员工认识到，在我们企业是可以生活的比较不错的。这样你和员工的关系就搞好了。你真正尊重了员工，员工也会帮助你。你尊重了客户，客户多买你的产品。困惑也好，什么也好，是我们现在社会环境给大家造成的困惑，本来做人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搞企业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不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去做瘦肉精，这个企业就搞不好。
　　王璞：我觉得守底线三个字是没有人敢质疑的，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确定底线，真正的复原是不容易做到的。从这个案例来说，底线不容易判断。甚至有时候程序不正确，即便杀人了，公检法的程序不正确，也不容易判罪。所以我认为守底线好象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道理。但是又确实在现实里做到的。我们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或者跟同事交流的时候，要引导每个人在商业伦理、领导力、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追求方面，要有层次感，告诉一百个人，你们一百个人自己去追求你在哪个段位上。这个衡量受到几个方面的约束：引导性、害怕性、约束性。如果你做得不好，可能上天有一只眼看到你。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信佛家都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一种害怕，使你必须做好事、做好人。还有一种是法律上的准绳，你也要害怕，如果做错了甚至可能剥夺你的生命。无论是佛家、基督的害怕，还是法律的害怕，所以不得不去做好事。
　　我们主动做好事，主动提高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可以带来的品牌尊重。去年我参加一个会的时候，听到讲品牌信仰，消费者买你的东西，不仅对你有品牌的忠诚度，好象有品牌的趣味一致性，最高程度对你品牌的尊重、信仰。我不喜欢王老吉，但是因为你捐款了，我就买。一个企业商业品德好，引起客户的尊重，可能他不喜欢这个产品也会买。这是一种吸引力，引发了一种自尊感，你做得好，自己腰板硬，就像王石先生，他为自我活着，永不行贿。现在房地产谁敢说？现在谁敢说我永不行贿、绝不行贿。他为了实现自我，就是做一个牛人，做一个活得很爽的人。这也是一种激励。我们把这种激励，就像下围棋一样，他的段位比较高。想来想去有几条是害怕的，包括上帝，也是害怕才做的这个事。法律环境的完善，在欧洲吐口痰就会得到惩罚。通过这些来使得我们每个人，组织引导个人去追求商业伦理的进步。在真正讲这个课的时候怎么讲的？我特别喜欢把咨询的方式用进来，比如说一个商业伦理，我们最近中国企业一眼把这个事情看透了。自己也做得不好。FACEBOOK雇佣公关公司埋汰GOOGLE。包括微软区中国老总，IBM、通用中国区副老总，包括思科的老总，我都在微博上问他们。这是不是商业伦理？把这个案例对这个企业有利的因素列出来。所有对企业不利因素列出来，你看是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把有利的列在左边，不利的列在右边，你在决策者你怎么做？这时候我就很明白了，我该怎么做，我穿鞋的时候我该做什么，我光脚的时候该做什么。环境是这样怎么做，环境是那样又不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美国打伊拉克，打其他看不顺眼的国家，他决策的是符合商业伦理的吗？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他不符合伦理，中国要做调查，同意他打这几个国家的有几个？中国十几亿人都没有伦理吗？有没有人同意他打？这些因素列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选择了。还有一个角度是白面的一层原因出来以后，还会有各种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决策。往食品里面加东西。食品法里面是不是没有明确标识说是不是有问题。我再推，如果能推三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教训已经是很高水平了。如果只停留在第一层，推不出第二层来，我认为还要深究。我前天坐飞机买了一本书看，叫《话语权》，一个事情出来以后，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一层一层推进，这也是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方法。把原因尽量的列出来，你支持的因素是什么，反对的因素是什么。你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由表及里的推。使我的知识面、使我的思维开阔了，将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举一反三，组合式选择。这可能是一个人不能强迫要求每个人都一样，因为人就是个性的，但是我们又希望整体的素养提高，整体的境界提高，这就必须有这些方法配合。
　　朱闽：王总的发言也可以看出为我们商学院在商业伦理方面的案例教学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清华也有商业伦理方面的课程。请钱老师谈一谈目前案例教学在商业伦理这一块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钱小军：现在作为MBA必修课，刚刚进行了一年，案例的选择更多的来自国外的案例。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开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时间不长，精力不够多。第二，也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大家都熟知，知道他的过程，同时知道他的结果。假如我到这里来讨论三聚氰氨，同学们怎么做选择？我们都知道判了什么样的型，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在课堂上讨论的，所以目前我们讨论很多的是国外的案例。当然它有缺陷，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环境。但是这是我们需要在今后课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做的。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努力是我们在课程中要求同学们做的作业，来做一个他所实际经历过的，为什么这个对他有挑战性，他为什么纠结。第一，他本身代表着很多同学都面临过的痛苦的选择。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环境下。目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对案例的积累、开发建设有一些正面的促进。同时我们今天有很多企业界的从业人员、老总们。我们也希望他们除了支持我们的辩论赛，也能够支持我们的案例开发。在中国，如果我们做得好，企业就愿意让你来做。如果是企业配合的大部分的结果都是好的。作为一种公关或者宣扬品牌建设的工具，或者一种方法。但是我也希望企业能不能把自己过去由于错误的决策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哪怕不管他是好或不好，我当初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艰难选择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案例能跟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这是真正对中国的管理教育中的商业伦理实践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贡献。
　　李欲晓：我们上周四刚刚是第三次课，在设计课程的设备有两次涉及案例的。第一，我是想突出困惑和两难的选择。是一个现成的、大家公认的答案。第二，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中国的例子，非常的困难。
　　第一，涉及到一些共同问题的时候，国外肯定要更成熟一点。但是涉及到中国环境造成的伦理问题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选择一些中国的案例。
　　朱闽：现在看起来商业伦理落实到人，涉及到每个人的信仰，而且他所处的环境，这些诸多的因素给我们商业伦理在推进商业伦理教育和培养的时候都带来了非常多的复杂度。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最后请各位嘉宾用简短的语言就商学院对商业伦理的建设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做一个总结。
　　高旭东：我自己认为很重要，因为是一个核心。领导力的核心是什么，这一点最重要。有了这一点才是怎么样去领导。一个人道德不好，人家心里就会想，你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回家以后你又干别的，最后这个公司会乱。90年代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说，现在搞承包制，这个制度能不能真实的解决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公司里面如果你做了一点点不符合道德的事情，你说我一时赢了，结果是在你的公司里面种下了一个DNA，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你可以做一些破事。等到将来有一天你的手下说我可以找出来一堆理由对这个老总、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商学院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你底线高一点也好，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将来对这个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将来要管理一个企业，要到部门很重要的岗位去。商学院应该把商业管理当做自己最核心的东西之一，我认为应该是最重要的。
　　钱小军：有关商业伦理问题的思考很痛苦、很纠结，甚至有时候几乎很难达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但是决策还是要做的。对商业伦理问题的思考就是对刚才很多老师和来宾们讲过的，关于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对我们今后职业的发展以及将来我要把我的企业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问题。关于田文华，人很难判决，在出事之前田文华就是一个好人，出了事以后就是一个坏人，这很难判断。在座的同学也看到一个很短的视频，是一个关于心理的问题，这个团队里面，场上有六七个人，一拨人穿白衣服，一拨人穿黑衣服，白衣服队员之间传一个球，黑衣服队员之间传一个球。如果你把目光盯在白衣服人传了几次球的话，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没有看到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大黑猩猩从这些人中穿过。你的关注点在关注到某一个方向上的时候，非常明显的东西都没有关注到。这是心理学的实验。当时吸引我的东西是那个，关于伦理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给我的公司带来什么，对于我的社会、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带来什么，完全没有想到，只想到自己的公司。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他是坏人才这么做，有些时候好人也会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能够在商学院培养未来商业领袖的过程中起到这样一个特别基础的作用。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希望任何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我们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客观的心态，作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李欲晓：伦理是非判断存在很多困惑，尽管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可能会有对同样问题的不同判断，刚才杨书记也谈到人的复杂，因为伦理无非是在社会中人的行为的问题。作为商学院，还是希望能够引导学生发现和意识伦理问题。因为作为社会的人类，尽管他有很大的复杂性，但是人类对能够共同前进一定会有共同的基础。所以我同样希望通过商学院的努力能够帮助大家寻找商业行为中伦理的共识。
　　王璞：大学不仅是一个教学场所，还是一个研究机构。而且研究的意义不仅对自然科学适用，对于管理科学也适用。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学里面不仅教书育人，而且还能够做一些对全民、对社会都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对所有社会上发生的案例都做比较深入的剖析，都做多因素的分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教书、对本校的学生、对社会都产生非常大的意义。多做一些这样的基础性研究，这种基础性研究在管理学里面，案例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多一些研究。我个人觉得清华经管学院在这方面已经做在全国的前面。应该多做一些实际发生的国际国内案例的深层次的剖析。
　　提问：我想问一下王璞王总，您刚才说到FACEBOOK雇佣公关公司埋汰GOOGLE。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璞：我认为应该找十个因素，假设他只有一个因素，他雇人埋汰GOOGLE，我觉得可能这样做不对。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九个因素，我反而觉得GOOGLE做得不对。我在今天这样一个时点上，在这样一个企业规模上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只有这一个理由的话，是FACEBOOK雇人埋汰GOOGLE。只有这样一个因素，在这样一个边界条件下，在这样一个信息认知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我不会这样做。至于我害怕将来下地狱、我害怕领导对我判刑，还是我FACEBOOK股价会下跌，或者消费者不认可，还是我自我追求要实现一个道德典范。这几个因素我也没有时间来细分。我第一直觉告诉你，我不会做。
　　朱闽：所有的商业决策都以来于非常复杂的环境变量。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场论坛，为我们共同探讨商学院和商业伦理建设之间的关系。
　　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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