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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辩手可以借鉴的技巧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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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9 21:32: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论辩中要正确使用“以慢制胜”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以慢待机 后发制人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在时机不成熟时仓促行事,往往达不到目的。论辩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以慢制胜”法实际上是论辩中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是延缓对方进兵的谋略。当论辩局势不宜速战速决,或时机尚不成熟时,应避免针尖对麦芒式的直接交锋,而应拖延时间等待战机的到来。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后发制人,战胜论敌。如第一例中,丘吉尔在时机不成熟时,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机。在讨论首相人选的关键时刻,以沉默表示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二,以慢施谋 以弱克强
“以慢制胜”法适用于以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论辩局势。它是弱小的一方为了战胜貌似强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慢”中有计谋,缓动要巧妙。这里的“慢”并非反应迟钝,不擅言辞的同义语,而是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的雄辩家定计施谋的法宝之一。如第一例中,丘吉尔面对张伯伦的追问,装聋作哑,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假痴不癫的缓兵之计。在这一种韧性的相持中,张伯伦一方终于沉不住气了,丘吉尔以慢施谋终于取得了胜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对热
“慢”在论辩中还是一种很好的“制怒”之术。论辩中唇枪舌剑,自控力较差的人很容易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过分激动的人,宜用慢动作、慢语调来应付。以慢制怒,以冷对热,才能使其“降温减压”。只有对方心平气和了,你讲的道理他才能顺
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营业员,就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缓的语气,平息了对方的怒气,化解了矛盾。
总之,论辩中的“快”与“慢”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兵贵神速,“快”当然好。可是,有时“慢”也有“慢”的妙处。“慢”可待机,“慢”可施谋,“慢” 可制怒。“慢”是一种韧性的战术,“慢”是一场持久战,“慢”是舌战中的缓兵之计。缓动慢进花的时间虽长,绕的弯子虽大,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往往是取得胜利的捷径 。
杜威的知行观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还有一段特殊的意义,革命家孙中山、改良主义者胡适及教育家陶行知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反对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持“知难行易”说,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事业之重要,并以实践的可行性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1919年,杜威到中国不久即与孙中山会晤,两人论及知行之关系,杜威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28}在中国的演讲中,他也多次论及知行关系问题:
我闻中国古代有“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话。试验的方法,却与之相反。这是只有行然后可以知,没有动作便没有真的知识。有了动作,然后可以发现新的光明,有条理的事实,以及从前未发挥的知识。故曰:没有行,决不能有真的知。{29}
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的,他将自己的认识论名之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他是这样总结的:
它的本质特征是坚持认识和有目的地改变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在严格的意义上,知识包含我们理智方面的种种资源——包含使我们的行动明智的全部习惯。只有已经组织到我们心理倾向中的那种知识,使我们能让环境适应我们的需要,并使我们的目的和愿望适应我们所处的情境,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意识到的东西,而且包含我们在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有意识地运用的心理倾向。知识作为一个行动,就是考虑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调动我们一部分心理倾向,以解决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30}
也许因为实用主义对行动的突出强调,使之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实用主义使行动成为生活的目的。杜威对这种误解给予了澄清,他指出,行动是将概念应用于存在的过程中的媒介,应用的结果对于存在产生的改变则构成了概念的真正意义。因此,实用主义决不是赞美那种被视为美国生活的特点的为行动而行动。
以上所述,杜威将知识置于始于行动的经验并返回经验得到验证的过程,也许可以名之为“行动出真知”;但这并不表示他忽视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较之旧理论的论证更有价值。他在论述哲学从旧思考法到新思考法的改造时,列举了培根为例。他颇为欣赏地介绍,培根合理地认为,无论什么论理,凡将知识的方法看成是对既得真理的论证的,都是在挫抑研究精神,束缚人心使它不能越出传统的学问范围。培根锋利地声明,通过彻底探究自然秘密获得的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较旧论证为优越。作为归纳法之父,培根看出科学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界的进军,而不在于对既知事物的论理的反复叙述——对于未知的事实和原理的无限的、不断的发见,就是归纳法的真精神。杜威的此番归纳,可谓“行动出新知”吧。而无论“真知”或“新知”,都意味着行动使知识产生了效能,教育之影响个人与变革社会由是方可实现。
在教育中,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是行动的原则在教育上的充分运用。在实验学校,探究知识与行动的关系是教育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拒斥绝对论
杜威认为,实验科学的进步给传统的行与知的割裂和纯粹“知识”的科目以最直接的打击。它表明,人们只有在做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他建议采用17世纪开始在自然科学上广为运用的实验方法,作为形成和检验社会和道德问题的观念的方法,在他看来,实验方法是获取知识和确保它是知识而不只是意见的方法,既是发现又是证明的方法。人们的活动除非在事物中产生了符合并证实人们所持概念的变化,否则其信念不过是假设、理论、暗示和猜想,只能暂时被接受,以用作实验的尝试。科学的实验方法是观念的试验,实验不等于盲目的反应,人们需要观测实验的后果,并在未来相似的情形中进行预测和规划,实验室就是要发现各种条件。经验变成实际的,不是认知的,而是行动和承担行动的后果,这样,经验不再是经验性的,而变成实验性的了——“经验即实验”。{31}但杜威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个建议实施起来的艰巨性,因为他看到,人们往往习惯于教条与权威所确定的信念的支持,以解除他们思考的困境和通过思维指引他们活动的责任。他列举密尔的话说,当时的学校“更适合于培养信徒,而不是培养探究者”。{32}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认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
实验的方法意味着拒斥绝对的教条。在杜威看来,诸多哲学都把实在与确定不移的、规则的、完成的东西等同起来,寻求将一种完备的、完成的、确定不移的特性赋予实际存在的世界。而他提出的经验哲学展现的是一个相对的世界:真理与错误,永恒与变化,新的与重复的,生命与死亡,都是相伴相生的,赫拉克利特、老子就是以相对性来解释世界的。
自然中的状况也一样,成问题的性质与确定的性质结合在一起,这一结合使每一种存在、以及每一个观念和人的每一个活动都成为一项实验。在理智上抱实验态度,就是意识到自然条件的这种交错状态,从而加以利用,而不是听其摆布。杜威用相对论的观点说明,变化是凭借与其他事物相比的速度和加速度而言的,而恒常和持久的陈述也是相对的。“一件东西可以持续千秋万世,但却不是永存不灭的;只要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被时间的牙齿咬得粉碎。每一个存在都是一个事件。”{33}
而绝对论却是与实验的精神相悖的。绝对论与一元论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杜威以赞赏的口吻提及詹姆斯在1907的讲演对于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观点。在詹氏看来,一元论坚持一种僵化的绝对论,任何事物都是固定的,而且是不变地和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不决定、自由选择、新奇的事物以及经验中所不能预知的东西是没有地位的;那个宇宙为了一个建筑结构的简单与高贵而牺牲事物的具体而复杂的多样性。在信仰方面,一元论要求导致固定的教条主义态度的理性主义的性情。而多元论则为偶然性、自由、新奇的事物留有余地,并且给予经验的方法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的余地是能够大大地扩展的。它在找到统一性的地方承认统一性,但它并不企图强迫把事件与事物的巨大的多样性纳入单一的、理性的模型。简言之,一元论实质是扼杀自由精神的,任何一种专制的制度都倾向于用统一思想的方式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多元论所崇尚的就是宽容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孕育自由的土壤、雨露与阳光。
杜威认为,经验所具有的不断前进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就排斥了完整性和终极性。一切概念、学说、系统,都必须被视为假设,被看作证验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34}在他看来,一切已有的知识与观念,都具有“时空”的相对性,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的发展与表现形态,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应将它们联系于当时当地急迫的事务,对一切观点都需要依据其“时空性”予以批判的检验,以此抗拒对于知识与观念的绝对论。这正是实验性的经验的价值所在。实验性的经验意味着观念是一种假设,而不是最后的真理,它们必须不断地被加以检验和修正,以便表达得更为精确。依据观念或假设活动产生出的结果,可以对观念和假设加以验证。在实验方法中,人们需要对种种观念、行动和观察的结果作出反省的评论和提要的总结,通过反省即回顾过去做过的事项,从中吸取纯正的涵义,以作为明智地处理未来的一种主要资源。
杜威反对绝对性与终极性的主张,曾这样在中国的演讲中表达:
我们并不是要下一种武断的主张,也并不是有一种医百病的良方。我们的真的任务,是要提出许多问题,偶然参加一两个意见。{35}
在中国,这段话经过胡适的改造,并通过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辩论,广为大众所知。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论及“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引发了李大钊、蓝志先等与他的激烈辩论。在秉承杜威自由主义思想与实验方法的胡适看来,有价值的思想,均始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考察其症结,然后根据个人知识与经验,设想解决的方法,并推想每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从推想的结果,最后拣定解决问题的方式: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36}
胡适比喻说,“主义”如同医生用作参考以医治病人苦痛的汤头歌诀,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问题”)。比如关于“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其实质是: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以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陈独秀亦持相似观点,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陶行知亦坚持:“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
让道理说服双方
我们知道,论辩赛的论辩并不需要说服对方,而只需要说服评委与听众;只要评委与听众被说服,论辩也就胜利了。以软化对立为目的的日常论辩则不一样,它不仅要求说服对方而且要求自己做好被说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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