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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9月24日 16:54
中新网苏州9月24日电：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民族，自久远的上顾念代起，旧时代繁衍生息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渊源流长的黄河，温和湿润的气候，肥美的土壤和丰饶的物产所构成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华夏民族创造出享誉世界的灿烂文明。
世人往往瞩目于中国古老的黄河文明，但事实上从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勇敢探索的脚步，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重谢下不朽的篇章。 辽阔无际的神州大地，濒临太平洋西海岸，拥有18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6000多座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使我们的祖先在久远的年轮里，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尚书》中“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记述文字，明确反映出华夏先民们对大海最初始的朴素认识；而《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论断，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就非常客观而敏锐地认识到，海洋与大陆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久远的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就生活在涛声不绝于耳的大海之滨。我们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曾“东至于海”(见《史记·皇帝本纪》)。《周易》中所述“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于天下”，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利用海洋的理性认识。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桨和舟山群岛出土的大量陶器，不仅证实了六七千年前就已出现了舟辑，而且表明古人在五千年前就往返于大陆和舟山群岛的波涛之中。同样能够证明海上交通情形的大量实物，也发现于辽东半岛和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存之中。上述典籍所载的文字材料和南北海滨出土的丰富实物，无不向世人表明，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经略海洋的民族之一。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对蓝色海洋文明的不懈探求，成为我们民族延续不断的一大文化传统，它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15世纪上半叶达到最为辉煌的顶点。 公元1368年，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以朱元璋为首的大明王朝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15世纪初即位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继续大力推行开放国策，“锐意通四夷”，一心要其有生之年建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隆盛之世。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特别使臣，率领庞大的船队，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精神，先后七次扬帆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迈向海洋的庄严史诗谱写下空前辉煌的篇章。 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汪洋大海上，由数万人和百余艘组成的郑和船队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壮丽画卷。这幅摄人心魄的壮丽画卷，不仅充溢着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顽强不息精神，而且包含着闪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堪称世界之最的高超航海技术和杰出航海能力。最大的宝船排水量达14800吨，可载重7000吨，有九桅十二帆，行驶在万顷碧波中蔚为壮观。1414年郑和船队第4次出航横跨印度洋，是世界上有史籍记载的首次跨洋航行，比西方航海探险家哥伦布的大西洋之行早78年。当时绘制使用的《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不依赖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天开文导航之先河，居世界领先地位。 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导，具有远远超出航海范畴的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一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外国朋友威廉姆斯，用身兼政治家(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的独特眼光，对中国历史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这毕竟只是一种推理和假设。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是为什么呢？郑和并非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创造一个新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 更为不幸者在于，中国从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的时代大潮完全相反的逆向运动—禁海。 明代初年，中国沿海地区收到倭寇严重袭扰，由山东逐次向南蔓延，至苏、浙、闽、粤等广大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为此，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的社会安定，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此举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无异于因噎废食，它必然导致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事而痛失文明交流的恶果，完全与其良好初衷相背离。 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成的海防体系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并阻止民间海上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守”与“防”。这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积极开拓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它是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和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 明太中期以后，中国的海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片板不许入海”。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制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而就在中国致力于紧门闭户的禁海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 则开始掀起了浩大的海外拓殖浪潮，并开始叩击中国的国门。1514年，葡萄牙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后获准租用澳门居住。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船队络绎东来。 清王朝立国以后，办不了与明王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海令，继之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者立斩不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原本规模甚微的贸易。次年，英国政府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到天津，且求在舟山和广州等地开港，并通市天津，结果被康熙皇帝“逐条指驳”而断然拒绝。 自19世纪开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实力差距已逐步拉得很大。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此毫无感觉，他们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满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真地认为中国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顺玉廷有过这样一段天真得可笑的对话： 嘉庆皇帝问：“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回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 嘉庆皇帝问：“何以见得？” 孙玉庭回答：“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是由于中国富吗？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那儿英国就会穷得没法活命。” 甚至连后来因禁烟而出名的林则徐这样一位很有见识的高级官员，在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之前也曾幼稚地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如果中国封关闭市，则“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悲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四百余年的闭关禁海，竟蒙昧至于如此。对西方世界在此四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竟是这样的一概不知，全然不晓。进入19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处于昏庸腐朽、愚昧无知而由妄自尊大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个硕大无朋的东方巨人，还沉醉在昔日辉煌文明的眩目光环之下，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病榻上酣然安眠，长睡不醒，纵任时光从身边悄然流逝，而对于已默然降临身旁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竟然毫无察觉。它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许华)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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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26 2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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