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啊呀啊呀在 2007/07/30 11:30pm 第 4 次编辑]
帖子原题：中大教练任剑涛的好文——大学危机之九大征兆大学危机之九大征兆 作者：任剑涛
毋庸序言，当今中国大学存在严重的“大学病”。假如不抱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可对病症加以全面指认。
第一，布局失衡。一是地域布局的失衡。仅在北京地区，两所大学几乎肩负起全民族寄望而获得中央权力集中资源扶持。其二是资源提供的失衡。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的有限和财政拨付的局促，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撒胡椒面”方式来分配有限资源；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试图将资源集中有效地投向十来所“重中之重”的大学，这样得到胡椒面的学校入不敷出，而得到重点支持的大学照样资源短缺。其三是政策布局的失衡。资源集中到高等教育，尤其集中到极少数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来，必将本来稀缺的教育资源政策性地调拨给某些政策需要倾斜的大学，而真正有助于改变中国教育落后面貌的中小学教育也就相应处于政策性的资源短缺状况。
第二，配置欠佳。大学资源的配置，既要与中小学资源的配置人致平衡，又需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源配置相吻合，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健全动力机制。我国大学在与社会的资源配置关系上，从没获得社会各界的“源头活水”。穷财政与穷教育的一致，固然属正常现象而富财政与穷教育的对比也并非罕见。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势状态与教育经费短缺的鲜明对比，与日本处于疲弱停滞的社会经济状态而绝不减少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经费开支，恰好说明两国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巨大差异，更足以解释两国得到的科研收益的巨大差别。
第三，产出匮乏。中国大学一流研究成果的匮乏，早已是不言之密。中国科学发明奖一等奖连续几年空缺，让人不胜尴尬。人文学科没有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姑且不说，即使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关系也没有解释清楚。社会科学没有清楚解释中国现代变迁的鸿篇巨制。可是１８、１９世纪崛起中的德国人却提供了崭新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我们的边缘交叉科学（如管理学科）更是在一种粗浅地引进西方理论的境地中挣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科提供的创新技术与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脱节，与国家经济发展脱节。
第四，功利心态。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定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的强制推进，理工科“大学”地位的飙升等等，给中国大学带入了不健康的发展心理。人们不是将大学看作自由的教学研究机构，看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创新之地，而是看作给社会带来现实的、直观好处的廉价机构。教育主管当局，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给大学一点投资，就强烈要求大学成倍地以有形物质回报。基础研究被忽视、长远理想被讽刺、机制问题被悬搁，大学仅为经济发展服务被视为天经地义。大学建立起上市公司、科技园、培训机构，种种创收活动冲击了大学的正常教学与科研秩序。大学从业者为改善物质生活付出的心力几乎超出了为教学研究付出的心力。
第五，动力缺损。大学体制的阙失是其发展动力缺损的重要原因。中国大学的制度供给一直处于不足状态，官僚性色彩始终不曾从中国大学身上完全褪去。这使大学既不能获得应具的独立性，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体系。虽然中国大学走过了百余年的现代历程，但基本制度建构远未完成。诸如大学的制度定位、管理方式、资源组织、教育研究制度、教师权利安顿、评价指标体系、流动体制、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层级制度等等，都几乎没有落实。尤其吃大锅饭的习性在中国大陆高校里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大学在差异性中寻找动力资源。
第六，传统短暂。中国大学的发展有过历史性中断。１９５０年代以前，中国大学已大致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后来苏联式的政治化大学定位，伤害了中国大学发展的健全肌体。到下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大学才重获现代的成长空间。但严格地讲，中国大学迄今还没自己独立的传统，因为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大学是一种传统，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没有绝无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在传统短暂的情况下，中国大学又试图通过运动型地提升大学水平活动，达到投入少、费时短的高水平的理想状况，当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要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得树立起“比慢”的现代精神———慢工出细活。如何继承古典大学的优良传统，如何接引西方国家大学良好的办学经验，如何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缘上寻找发展契机，如何在历史演进中为大学提供优化的动力，是中国大学面对传统时必须思考的大问题。
第七，恶性竞争。教授制度的缺席与“挖角”造成的恶性竞争，是中国大学不得不直面的事情。由于教授评定长期以来主要取决于任职资历和人缘关系，教授质量没有保证不说，教授对大学事务的介入也较少，教授流动性也比较弱。加之评上教授之后缺乏激励机制，教授学术进步比较缓慢、甚至不进反退。高质量教授的稀缺，使得高校之间为竞逐优质师资，展开挖角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延伸到对办学资源的恶性争夺、以及校际评价的恶语相加等方面。
第八，量质错位。以数量导向的办学方针是使人疑虑的。目前，教育主管部门试图将以往那种完全的行政指令性管理转变为指导性管理，无疑值得肯定。但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国大学存在问题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导致转换一下子落到“数目字”上面。一所大学有无资格获得某种办学政策许可，已变成为一所大学有多少博士硕士点、学科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甚至是否在行政当局划定的“重中之重”范围内的比较结果。而民间评估大学的主要依据也是论文发表数量，以致于社会评价并不高的某些大学的某些学科，可以高居榜首。数量后面的质量支撑显然不足。否则就不会出现某大学有人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校方大方奖励３００万元的惊人举措。
第九，评估失准。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硬指标体系如何，我们不清楚。更可忧思的是，我们大学的软环境质量，是否有助创建世界一流，还没引起足够重视。我们似乎没明白，世界一流大学乃是世界发达社会的产物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对中国大学进行纽曼式思考、洪堡式改造，对中国大学的软环境进行改良，需要对中国大学之作为独立的现代机构特质加以确认，需要对中国大学之获得丰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形成全民族共识。否则，我们提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就不过是表达一种发展的远期理想而已。那些愈是自我许诺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大学，愈是有可能沦为大学笑柄。
（转自武汉科技大学校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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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6-24 19: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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