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的反对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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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的反对抗技巧  作者：流泪风景  

 论辩的过程是一个对抗与反对抗的过程，而对抗中又以例证对抗为常见。因此，本文想以例证对抗为例，谈点反对抗技巧。

   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寻找反对的突破口

   95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中有这么一节辩词：
   正方：可是我们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归祖国，我们听说要颁布《基本法》，可没有听说要颁布“基本道德”呀!
   反方：……我深深记得对方三辩同学在前几天的辩论场上曾经说过：在我一张伶牙俐齿之下是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笑声），那为什么不说是颗“法律心灵”呢？（掌声）
   正方立场是“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为立足点。举香港将颁布《基本法》为例向反方发难，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讥，与之构成尖锐的对抗。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请看正方是怎样反对抗的：
   对呀！我善良的心灵是要大家认识我才知道的，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首先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热烈掌声）……
   正方咬定法律不放松，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反方构成对抗的例证中“窃取”与法律相关的事实，以先主后次的逻辑强调“首先的”就是“主要的”，从而压制对方的对抗。
   还有一些对抗的例证，表面看来牢不可破。实际上如果稍作推敲还是可以反对抗的。
   例如在“女性找男性更需要关怀”辩论中，正方为了论证中国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举例说：
   中文有两个字表示结婚的概念，一个是“娶”字，另一个是“嫁”子。男人是“娶”媳妇，女人是“嫁”给男人，那这个“娶”子它表示一种主动性，“嫁”子它表示一种被动性。（笑声，掌声）请回答！
   反方马上以牙还牙：
   像这个例子，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个褒义词，那么请问“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  “女”字旁开头呢？（掌声）
   当反方举“好”和“妙”进行对抗时，正方居然束手无策。其实。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证上做文章，作出反对抗：“妙”可以拆为“女”和“少”，“好”可以拆为“女”和“子”，、从造字角度看，这都是两个会意字，也就是“女”性  “少”方为“妙”“女”性得  “子”才叫“好”。这岂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了吗？
   上面两个例子表明，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发掘于己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可以有效地进行反对抗。

避实就虚，攻其不意

   不是所有的对抗例证都存在着漏洞，更多的情况下，辩敌的对抗是严谨缜密、毫厘不爽的。这时候，避开对抗的冲击力，从侧面突发反问进行“强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对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反问必须直接攻向对方的立论点，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就会影响反对抗的力度。
   我们来看关于“治愚比治贫更重要”的辩论中的一段辩调：
   正方：中国作家写了这本书《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说明了治愚比治贫更重要，可见对方同学似乎是没有看这本书呀！
   反方：中国政府也说：生存权、温饱权是人的第一权利。对方如何回答？
   这一组对抗中，辩论双方都选取了权威言论作为例证。权威能制造不容置疑、无以反驳的特殊效应。正方在不可能正面向权威发起攻势的情况下，突然反问：
……如果治愚不比治贫更重要，为什么中国人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笑声，掌声）
俗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多约定俗成的语言的精华，它具有言简意赅、说理透彻、通俗易懂等特点。正方在这里引用俗语再次证明己方观点是十分明智的。其力之劲猛，一步到位，收到了相当直观的反对抗效果。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广泛收集有分量的材料支撑已方观点，一方面可以避免辩论的空洞化，另一方面更可以在关键时刻加强辩论的说服力度，争取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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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
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
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
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
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
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
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
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
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
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
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
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
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１．本学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
３．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
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
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
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
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
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
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
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
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
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
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
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
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
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
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
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
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
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
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
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
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
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
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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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
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
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
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
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
，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
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
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
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
，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
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
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
，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
屈词穷，无言以对。

   ３．“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
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
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
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
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
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
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
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４．“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
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
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
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
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
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
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
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
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
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
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
。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
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
。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
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
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
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
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
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
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
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
，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
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
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
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
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
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
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
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
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
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
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
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
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
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
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
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
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
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
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
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
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
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
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
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
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
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
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
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
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１９９３
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１４００万，患者达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
者将达５０００万—１亿，患者将达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
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
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
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
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
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
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
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
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温饱故，
   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
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
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
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
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
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
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
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
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
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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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
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
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
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３、３、３、４分钟，自由辩论单方
累计４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１７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０．５、
０．５、０．５、１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４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
间约６．５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３８％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１７分钟中有１
０．５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６．５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
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
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
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
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
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
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
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
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
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
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
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
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
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
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
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６．５分钟左右。
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
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
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
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
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
，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
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
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
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
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
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
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
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
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
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
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４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１５次掌声和笑
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
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
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
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
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
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
”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
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
。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
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
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
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
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
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
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
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
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
（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
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
，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
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
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
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
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
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
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
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
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
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
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
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
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
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
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
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
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
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
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
驱直入，战而胜之。

规范与描述的关系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
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
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
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
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
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
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
，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
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
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
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
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
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
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
（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
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
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
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
“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还是８０％？”对这些问题，
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
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
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
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
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
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
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
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
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
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
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
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
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
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
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
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
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
。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
。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
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
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
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
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
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
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
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
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
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
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
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
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
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
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
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
；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
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
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
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
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
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
。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
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
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
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
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
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
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
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
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
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
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
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
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
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
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
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
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
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
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
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
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
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
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
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
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
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
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
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
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
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
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
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
，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自
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
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
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
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
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
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
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
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
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
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
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
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
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
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
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
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

辩论运思与哲学运思的关系
   众所周知，辩论运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达的严密性、一贯性和明晰性，辩论语言常要
求能体现出巨大的逻辑力量，犹如章鱼之足把对手、评委和听众紧紧地抓住，使他们乖乖地
跟着辩手的思想走。而哲学运思则不同，特别当它达到思辨的境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
或对立的沟通和融合，常常会体现出辩论运思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评委和听众产生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即他们不仅在听辩论，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说，辩论
运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识的话，那末哲学运思则旨在展示一种思想意境，因而
是求道的意识。
   当然，要是在辩论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学运思中，这样的辩论是很难吸引普通
的听众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学运思，这样的辩论也会显得索然无味。哲学运思不仅能
体现思想的深度，显示思维的伟力，也能帮助辩论运思更透彻地分析并领会辩题。我们不妨
把见之于辩论运思中的哲学运思称作为“辩论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关
系上。我们先来看辩论双方的辩证关系：

   １．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场确定的辩论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说来，正方是在明处
，辩题已经规定好了，其任务是对辩题本身进行论证，而反方的见解又不得而知，很难进行
有针对性的准备。所以，正方一般说来比较被动。反之，反方在暗处，其立论不易为正方所
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这一辩题，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论的话，至少有以下三条思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
，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因而反方的立场是很难捉摸的，而正方立论在明处
，反方可给他有力的进攻。所以，在辩论过程中，反方的主动性常常是比较强的。但反方也
有弱点，由于受到进攻正方的“诱惑”，对自己的立论的严密性常常缺乏缜密的思考，一旦
正方反守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较易产生防守
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对方看作是“正方”，这样就能
强化进攻心理，不满足于单纯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进攻心理的支配下，较易忽
略防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自己是“正方”，对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识就
增强了。
   总之，从哲学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把它们抽象化、孤立化
，要善于把对方的心理优势集中起来，以便牢牢地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２．强队与弱队

   ①从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辩题反方也被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反方原来的优势不
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先发言，而四辩总结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
立场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优势。
   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
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
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
碰到弱队则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方面，我们扎扎实
实地做好准备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
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
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
的斗志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如一
、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析，队员们认识到，
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从而在三场
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３．辩护与反驳

   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经常见到两个极端
：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
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
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
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
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明
我方的基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会显得
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
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
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就像踢足球一样，
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
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
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
的从容、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在分析了辩论双方和辩论方式上的辩证关系后，我们再来看看辩题分析中的辩证关系。

   １．可能与现实

   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决
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
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
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
经存在的东西，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
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样的“现实”来
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这层关系，等到后
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
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与必然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时，我
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
，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
把上述命题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
哪怕一只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着“必然性”的辩题时，作为反方，只要抓住一个偶然的实例，就
足以在逻辑上摧毁正方。当然，如果在辩论前抽到了正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这一“必然
性”的命题设置一些条件，从而弱化其在逻辑功能上的极端性，但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诡
辩手段才能做到；同时要大大强化正方立论在理论、事实层面上的说服力，以弥补这一逻辑
上的弱点。

   ３．主流与支流

   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展利大于弊”（正
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
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
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
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
，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
流，能因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和支
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还停留在形式逻辑
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
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中所有的问题都言
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
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
才有可能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劝告：
   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

kk1921

辩论赛是一种极富理性的“高水平的智力游戏”。完全不同于为维护个人观点或某个政
党、集团的政策而展开的辩论，后者带有强烈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为辩论赛所拟定的辩题是“中性”的，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正方抑或反方）由抽签决定
。因此，参赛双方都有构架立论的逻辑、理论、事实以及价值判断等的依据；也都有可能出
现破绽，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前三届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采取的比赛
规则只以辩题限定正方立场，反方可以自行立论，相对而言，反方的施展余地比正方大一些
。今年八月下旬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对此作了改进，即在给出辩题的同时，也限
定反方立场。如初赛时剑桥大学为正方，辩题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
，必须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种对正反两方论点同时进行限定的做法，
使双方所处地位更显公平，比赛更激烈。
   正是因为这种对辩论立场的约束，可能导致在辩论中所应维护的观点有悖于本民族、本
地区的道德习俗、文化传统；也可能难以被观众所认同；最不利的是：与辩论队员自身的信
念产生矛盾，这些都会使辩论队员产生情感冲突，限入困境。如屠格涅夫所言：“人应当相
信自己说的话，他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在辩论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种巧合，这次参赛我们复旦大学代表队与“反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复赛
一场对悉尼大学代表队，他们的立场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方是“艾
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排除“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固然有相当难度，但要论证
“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就与常理相悖了。
   难度最大的是决赛，引起的情感冲突也更激烈。我方被指定维护“人性本恶”的立论。
据了解：新加坡是一个崇尚“人性本善”的国家；评判团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在人性之家的争
论中是“本善”论者，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赴新之前，我们分析较
透彻、准备较充分的是“人性本善”；从８月２７日晚抽签决定正反方，到８月２９日下午
比赛，中间只有一天的间隔。“天时、地利、人和”似与我方无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
方队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人性本恶”，例如，女辩手姜丰同学临行之前说过：根据辩题所
准备的几套方案中最得心应手的是“人性本善”这一个。处于这样的劣势，我方不得不背水
一战。主帅俞老师、军师王老师沉着冷静。指导队员反复剖析辩题，先后三次调整方案，通
过讨论切磋帮助队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之中向理性倾斜；同时，又以队员感情认同，激发
观众共鸣和说服评判团的需要，制定了决胜方案，即，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之下，区分人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把“恶”界定为：本能与欲望的无限制扩张；把“善”界
定为对本能与欲望的有理性的节制。强调后天教化的功能与重要性。表达“人性向善”的价
值观。这一方案使队员们“顺”了气，投入了感情，整场辩论游刃有余，博得多次掌声，杜
维明教授代表评
判团对复旦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我方以５∶０的绝对优势夺魁。
   正如上例所说明的，辩论赛是“理性的”，但绝非“纯理性”的。说到底，辩论赛也是
一种表演。没有感情色彩的演出势必苍白、乏味。就像演戏，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其
生活本色，感情自然，容易产生效果；扮演一个与本色反差较大的角色，甚至是反派人物，
也同样要求演员进入角色，塑造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只有理性对角色的接纳显然是不
够的，必须在感情上完全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想其所想，行其所行。辩论赛不仅要以理服
人，也要以情感人。但感情的投入还得张弛得当。切忌情绪化！一般而言，自由辩论阶段短
兵相接、针锋相对、轮番进攻，情感也进入白热化状态，较难控制感情，把握不当容易出现
各种有损台风的差错，影响整场辩论的效果，功亏一篑。较好的处理应是：用理性制约“本
色”感情，用理性激发“后天”情感，烘托立论的内涵与深度。

知识、智谋的较量
   近来不少朋友（包括不少从未看过辩论比赛的人）对辩论赛的形式很感兴趣，把复旦辩
论队看得很“神”：似乎随时随地，即使临场命题抽签，立即就能来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有
的还认为经过准备的辩论只是表演，完全没有比赛的味道。这实在是太大的误会。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亲士》）一场有欣赏
价值、能给人以启迪的辩论赛，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当的理论深度，缜密的逻辑结
构，翔实丰富的事实资料。这就要求辩论员具有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对所涉及的
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因此，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论员，也
只有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能登台亮相，达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论辩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共有七场比赛，辩题涉及经济、环境、现代化、卫星广播
电视、教育、人性、道德、安乐死、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可以想象其知识涵盖面之宽。
   八支参赛队虽都由清一色的炎黄子孙组成，但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思想意识
、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差异极大；即使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辩论员和辩论队学习、了解掌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历史、现状、主要学派、代
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论点，时空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古
博今，妙语连珠，谈何容易！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以专业为基础组织教学的学年（学分）制。近年来，市场经
济发展对教育有很大冲击，确实改造了一批老学科，但越来越讲“实用”和“实惠”，有些
学校专业口径越搞越窄，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被削弱，一些传统的基础课被削弱甚至被取消
。学生知识面窄，也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生没有学过“中国哲学
史”，对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盲”的程
度。即使少数涉猎面较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大赛对知识结构、文化积累的要求。
   此次组队参赛，经过层层筛选、专家面试确定了六名学生参加培训，针对大赛的需要以
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他们开设讲座；顾问、教练指
导他们阅读了大量教材、专著（按需要分为精读与泛读两类），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六名
同学底子较好，悟性较高，又肯下苦功夫钻研、博闻强记，不仅积累了知识，而且能够融会
贯通，恰当运用，基本到达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要他们进行另一场比赛，也还得根据辩题的需要补充必要的知识，
重复这样一个学习、消化、积累的过程。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优势的话，只不过就他们已有的
基础而言，这个过程可以比一般人短一些。
   然而，辩论的知识准备又不完全等同于做学问。对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应区分轻重缓急：
有的要学深、学透；有的只要提纲挈领知其要者；有的只需略知概貌。就拿我们参加的复赛
为例。根据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分析，需要了解的学科领域大致有：
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理论、管理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医学
、系统科学……等等。其中有的学科在辩论赛中是选手必备的知识，如中西方哲学、伦理学
、各个阶段的医学史等。就针对这一个辩题我们为学生开设了有关“基因学说”，艾滋病的
病因、病理、发生、发展、传播途径、研究进展、解决难点、世界各国及国际上建立的有关
组织、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讲座，队员们搜集了各种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了解
了医学中有关传染病，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内容；并以各地区、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方式、
同性恋的心理、生理变异等等作为辩论中立论时的辅助材料。通过对系统工程的了解，构建
了“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以系统工程力解决途径”的框架，提出了：“健康
者不感染，感染者少发病，发病者晚死亡，死亡者家属有保障”的治理、解决目标体系。正
是这种前期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使辩手在场上攻防有序，论辩达到一定的深度。
   “知有智，智有谋，力能任”。辩论比赛有如棋赛，需要有较高的发散（非线性）思维
能力。棋赛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高手可以走一步看几步，大师能以一步棋看大半
盘棋，棋圣则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境界。自然，辩论之中决不能说到哪是哪，抓话不抓
观点。本方固然有一套策略，但在陈辞的展开之中，迅速调动自己的知识，达到“聪者听于
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尽快抓准对方的“底线”，摸清战略、战术，分析多种可能，见微
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果断修改本方战术，这就是斗智。比赛场上谁能超前一步，谁就能掌
握主动，能保持主动权就能驾驭整场比赛。智谋就在于事先的谋略，临场的机智与适时的应
变。

意志的较量
   辩论一开始就要先声夺人、居高临下，气贯长虹，始终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气势渊源于
自信，靠意志支撑。成功的秘诀在于：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两队争辩有如两军对垒，赛场有如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机遇与陷阱同在。列夫·托尔
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曾对战争胜负的因素作过这样的描述：“在战争中考虑得最周
到的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决定于所遭遇的敌人那种出乎意料的运动方式——那是不能预
见的——也决定于全部问题是怎样处理的，由谁处理。”我不大同意他的第一句话，“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打无准备之仗谁人还有信心？然而即使在对局势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
，也难以预料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变化。一个天才的指挥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趋利避害，抓
住战机；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转机，尽全力，调
动一切智慧，运用一切上量，抓住、利用机会，转危为安，并不断扩大战果，最终战胜敌人。
   正式上场比赛之前，辩论双方都有在充分审题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对对手可能采取的战
略和战术也作多方揣测。比赛时，若能照意图按部就班地展开攻势，诱使对方步入所设陷阱
自然高明。实际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不能料事如神，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如此，更
何况凡夫俗子。比赛中谁都想出奇制胜，都在制造“杀手锏”，随时随地想把对方置于“死
”地。
   对付这样复杂多变的激烈的竞争，辩论队以及辩论队员的信心与斗志就成为能否进入最
佳辩论状态的关键所在了。只要有认真的审题，精心的准备，对队友的完全信任，对知识能
力的正确估计，就能产生充分的自信。一旦身处逆境，自信受到挑战，这时只有靠坚强的意
志，自己与自己搏斗，战胜自己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软弱。事实上，流水只有在碰到抵触
的地方，才能把它的活力激发。只要能稳定情绪，就能做到急难出智谋，临危出巧计。两军
对垒勇者胜。
   在与剑桥大学辩论队对垒的一场比赛中，对方四位辩手是清一色的研究生（三名博士，
一名硕士），在构成层次上高我们一个数量级。辩论一开场其一辩选手陈词结构严谨，理论
扎实，论述条理清晰，气势犹如长虹，场上效果极佳。给我方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力很大。
但队员们沉着冷静，硬是顶住了这股压力。第一位辩手姜丰同学陈辞亲切感人，逻辑层次—
—展开，表现出志在必夺的自信，不畏强手的意志，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好的开头是成
功的一半”。其他三位男辩手也表现不凡，整场辩论一气呵成、精彩绝伦。
   自信靠培养，意志靠锻炼。训练之中要有意识地让队员们经常处于逆境之中，让他们在
实践中学会并掌握辩论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技巧，有助于增强辩手的自信心与意志。

语言艺术的较量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交流、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新加坡广播局自１９８
６年起连续举办了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今年我国中央电视台与之联手把辩论赛由亚洲
扩大到国际范围，发展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华
语”。
   辩论赛所用的语言是华语，用普通话陈辞发言。所以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
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之一。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汉语，使之达到至善至美的艺
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
、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
   语言作为一门艺术，包括外形与内涵两大部分。就其外在表现而言，讲究发音准确，吐
字清晰，音色优美，音质醇厚，语速错落有致，语调抑扬顿挫。一般南方人，尤其是海外华
裔的后代，受日常用语的影响，不经专门的训练已无法做到“字正腔圆”了。即使是北方人
，包括“京片子”在内，也因各种方言土语，能说正宗普通话的人也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语言的优美，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尽管吐字发音不那么准确，但辩手的发言至少
也要做到“口齿清楚”、“词能达意”。否则辩论也就无法进展下去了。
   在掌握语言方面应该解决的首先是语言的速率问题。辩论的语速不同于其他使用的场合
。一般来说，朗诵的语速最慢，演讲的语速快于论述性文章的播音。辩论赛规则中对每位辩
手在陈辞中所用的时间，每个队在自由辩论中所用的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因此，有的辩手
以加快语速作为一种策略，以求达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包含最大的语言容量。诚然，辩论语速
应该快于日常语言的语速，但应快而有当。如果快到像“扫机关枪”，让人听不清说些什么
，外观上也显得急躁，可谓“欲速则不达”。在咬文吐句清晰的前提下，采用什么语速方才
合适也要因人、因景而异。活泼热情的选手语速可快一点，沉稳、理性的选手语速可慢一点
；陈词提问时、申诉要点、论据时论速可慢一点，关键字眼可一字一顿加以突出；反击进攻
时语速可快一点，以示锋芒。同一场辩论，就是同一个辩手，语速也应有变化，配上音调，
达到抑扬顿挫的效果。
   对语调的把握要注意语音、语调、语速三者的协调统一。陈词说理要慷慨激昂，以示立
论基础之扎实；反击进攻要坚决有力，以示信心和力量；调侃幽默时语速、语调可以有大的
起落变化，以演染气氛，调动观众情绪。在把握不大、暂避对手锋芒或不得不应对时，语速
可快一点，语调要干脆利落、吐字吐词果断，不能显露出犹豫或无把握。
   男女辩手在语言的把握上应有明显的差别。女选手柔而不软，柔而有刚，男选手刚而不
凶，既刚且韧；男选手必要时可咄咄逼人（但不宜过多），多用“势”，女选手宜亲切，多
用“情”；男选手在坚毅中见机智，诙谐调侃，但不能滑，女选手于恬静之中藏机锋，可略
有幽默，不宜调侃。整场比赛刚柔相推，以生变化。
   这些对语言的外在把握，没有丰富、扎实的内涵底蕴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做到言
之有物，词能达意，紧扣辩题，不讲废话。还要做到言而有序，所谓的序就是指要有逻辑层
次，条理分明。辩论进展快，变化大，语言容量大，涉及概念资料多，评委，尤其是观众几
乎没有时间“仔细想”，如果分段分点，有逐步深入的层次结构可以帮助评委与观众理解并
记住论述要点。第三，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也就是所言所辩有根有据，顺理成章，
切勿把辩论变成诡辩。上述三个要求归纳起来，就是：遣词造句要得当，言简意赅。适当应
用成语、诗词、格言、警句，一个恰当的引用，常概括了许多句话表达的，甚至表达不清楚
的意境。决赛之中，我方四辩蒋昌建同学引用了青年诗人顾城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作为结束，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我方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
值观念境界，可谓气
势磅礴。但是，辩论是理性的，语言的使用不同于抒情散文，形容词不宜过多，更不能浮。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充实的思想不在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
   辩论语言要措词得体，尚有许多忌讳。如得理时要讲礼，发急时不能用挑衅性词言，更
不允许人身攻击等等。
   智慧与智慧的碰撞迸溅出火花，幽默是其中最绚丽的火花，它给辩论增色，给人以愉悦
和启迪。幽默不同于逗笑，更不是哗众取宠。幽默是机智的自然流露，所用比喻紧扣辩论中
心，观众或听众熟悉，而且极富哲理，耐人寻味。此次大赛中我方三辩严嘉同学在这方面有
上乘的表演。如在决赛的陈词中讲到“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的倡导与鼓
励，但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要趋之若鹜呢？”又如“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是
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不点通了’”。再如：“……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话，谁
会拿起屠刀”等等。事实上，只有在赛场上掌握了主动权才能出幽默的效果。
   语言表达还有赖于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和仪表仪态。辩论员的场上形象取决于其气质风度
、思想、知识功底、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训练有素的演员可以根据剧
情表演的需要，设计适当的动作与表情，但一般人的动作表情是思想与语言的自然流露。我
以为，辩论员在场上只要稳重、大方、机智、灵活，衣着得体，不必为辩词专门设计什么动
作，形象效果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表情动作不宜夸张，否则显得不自然。对于那些有损于
形象的姿态、语言习惯等等，应在训练中及早加以纠正。
   辩论场上，评委与观众实际上只是听众，与辩手不能作语言上的交流。然而辩论是为说
服评委与观众而展开的，思想的交流只能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来进行。所以辩论员
要充分利用自己眼神的变化传达意志与情感，也要通过对评委与观众的眼神、掌声、议论之
声观察，把握会场的气
氛与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与表达，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整体配合的较量
   辩论是一项团体比赛的项目，不仅要求辩论员个人的素质好、水平高，而且要求场上四
个辩手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有机的整体。队员间要相互提挈，相互配合，使整个队达
到最佳竞技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辩手个人才能最充分地展露个人的才华。
   趣味相投的人未必能组成一支最好的辩论队。由不同风格、不同性格特点、不同性别
（女队员以一人为宜）、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特长的人组成的队伍方能五光十色
，流光溢彩，相映成趣。
   不同个性特点的人，一般思维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语言习惯，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
可以互补。但要能拧成一股绳就得有前提：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对辩题有不同
的分析与理解，是正常和积极的，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讨论。教练的任务在于
指导队员在分析研究之中逐步统一认识，构建一致认同的“底线”，从而保证在统一认识的
前提下统一步调。当然这种统一受各人理解的不同的影响，有可能并不十分牢固。这种在协
同中的问题尽可能在预备阶段早暴露、早发现，及时予以弥补。最坏情况是到了辩论现场，
在对手攻击击中要害的时候方才显露。此时若有人动摇，自行调节“底线”，势必造成防守
缺口，一旦对方集中“火力”猛攻，必然乱了阵脚，失去抵抗能力。事实上，作为一种“亡
羊补牢”的规定是：在辩论场上，任何辩论员无权修改“底线”，即使出现不可弥补的矛盾
也只能“死守”。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重新协调整队的立场。
   辩论场形势说变就变，在快速应对之中不可能滴水不漏，出现口误与差错在所难免，此
时队员之间的谅解与配合尤显重要，已经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但却可以
设法补救。
   各辩陈词有分有合，启承转合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多角度展开的全面方案。自
由辩论最能检验一支队伍整体配合的水平与技巧。突出个人抢发言，会使整体失调，削弱了
战斗力，个人也无法施展才能。当然也不能推诿不前，显得没有斗志。整体配合要达到完全
默契的境界，事先可以有所设计，有所分工，如大致的发言次序，主攻手、辅攻手的分工等
等，以避免抢发言或冷场的局面出现。
   以上只从技术策略的角度谈到整体配合的问题。实际上真正的默契只靠设计与规定是达
不到的。队员之间要同心协力，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相互之间还要有深刻的了解，熟知各人
的知识功底、思想方法、思维特点，习惯定势……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譬如，一个人
发起进攻，其他人及时跟进；一旦重点转移，整支队伍及时调整，时时处处集中“最大火力
”，发挥最大优势。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评
价复旦辩论队具有“流动的整体意识”，大约指的就是这种境界吧！
   教练是整场辩论的导演与指挥。因此，能否实现默契的配合，队员能否理解教练意图，
尊重教练部署并自始至终贯彻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教练来说也要把握每个队员的特点，
知人善任。
   集训以来，我们来自不同专业学科的教师和同学１０人，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关心，
思想上不断交流，推心置腹，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教师循循善诱，学生虚心学习，在思想
上达到高度的默契，形成一个团结向上的，凝聚力极强的集体，这是创造“整体流动美”的
基础与前提。

心理素质的较量
   任何人的任何活动都与丰富多彩、生动复杂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上面所论及的理性、
情感、知识、智谋、语言、群体意识……无一不与辩论员临场心理现象息息相关。这种临场
所表现的心理现象又是日积月累不断磨炼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论赛，尤其是大型国
际比赛，实质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
   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与意志等等方面。就辩论心理素质而
言最重要的是意志，其次是感觉。意志是指顽强的抗争精神、临危不惧的气概、坚韧不拔的
耐久力、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念。每个人的意志行为过程都以大脑皮层优势兴奋中心的存在为
前提，表现为克服困难的行动过程，自觉地调节行动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它控制着队员的情
感、情绪，支配着辩论过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动。这就要求辩论队员一进入辩论场立即进入兴
奋状态，建立起“兴奋中心”，并随着辩论的深入逐步提高兴奋度，使之在自由辩论时达到
高潮。四辩选手不同于其他队员，在总结陈词阶段其意志的表现要集全队辩论之精华，达到
顶点。
   就感觉而言，每位辩手以其素养为基础不断感知，积累反映辩论进程的各种信息，充分
调动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正确预见行动后果，通过积极的思维、分析、推理采取最恰当
的行动方案。
   辩论队由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队员组成，每个人的个性在辩论中充分展示，能否相
得益彰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个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稳定的、区别于他人的心理特征，
包括了智力、能力、气质与性格四大方面，与各人的思想观念、所属的文化层次、具有的文
化水平、达到的文化素养相关，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受后天社会环境的价值观、个人所处
地位、接受的教育、人际关系等影响逐步形成，并被社会或集体舆论所强化或削弱。人的个
性是复杂的、立体的，在许多人身上可以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个性特征。在辩论取胜的目标
下，在辩论队这一特殊集体中，如何将个性各异的队员组织在一起，达到优势互补、整体最
佳状况，需要教练、老师和全体队员的共同争取。
   个性具有稳定性与可塑性两大特点。稳定性是指个性中难以改变的特性，所谓“江山易
改，本性难移”吧；可塑性是指人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在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阅
历的过程中，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促使某些个性特征的生成、强化或削弱、消失的可能性
。这就是提倡对人的教化与改造，优秀品质可以靠后天培养的依据所在。又因为人生来就有
一种向上的内趋力，促使其追求优势，创造自我。辩论队员在进入训练之后，这种内趋力从
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从而根据比赛任务的需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抑制个性特征中不利的部分，调动个性特征中有利的部分，纠正不利的部分。教练在作训
练时根据“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的原则提高训练效果。
   由于训练目标明确具体，能够充分激发队员创造自我的意愿，从而不断激发队员创造自
我的意愿，而强化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个人的知觉、思维、学习行为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积极练、学习、消化、积累知识的过程与结果又进一步提高队员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对行为
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辩论比赛是团体组队进行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与激发应把
握适当的度，过之将走向极端——突出自我。
   辩论队员共处同一团体——辩论队，必将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联系、发生相互影响。在
赛场上可能因一个队员的心理失衡影响到其他队员的情绪；有时又可能因为一个队员的精彩
发言，振奋全队的精神。团体存在的本身就会对队员在心理上产生影响，其效果可以表现在
知、性、意三个方面。一个好的团体使队员产生归属感，使之在情感上有依靠；对团体的认
同感给个人的认识以知识和信念，团体的支持感给人以力量，使团体成员的个人活动得以坚
持不懈。我校辩论队此次能雄辩星岛，连下三城，是因为我们教师和学生１０人组成了一个
融洽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能准确地为自己定位，林尚立老师的顾全大局、全力以
赴；候补队员张谦的机智、聪颖，辩论技巧的独家特点对狮城之胜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候补
队员何小兰积极主动，热诚坦荡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和谐、追求至
善至美的集体充实了我们每一个人。至今，我们还留恋这个像家一样湿馨的团体，深深怀念
为了共同目标艰苦磨练的日日夜夜。
   作为辩论队，我们对心理干扰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与体会。为了培养队员抗心理干
扰的能力，平时多作适当的训练，使他们习惯于身处逆境的气氛与压力，产生心理上的免疫
力。同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抗干扰的办法。对于对手，我们则应适当使用心理干扰的
手段，展开心理攻势，促使对手在这种进攻与干扰之下产生畏惧，这种畏惧心理一露端倪就
紧追不舍，使之失去正常的心理控制，轻则贻误战机，重则丧失理智与信心，产生动摇。例
如，在与剑桥队对垒时，我方在自由辩论的第一轮发言中就指出对方把李光耀总理说成总统
的常识性错误，博得满堂的笑声与掌声，迫使对方在以后的应对中不得不小心谨慎。又如，
在对悉尼大学辩论队的一场比赛中，我方二辩季翔同学突然向对方发问：“请问对方辩友，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片刻之后乱编一个应付。又如
与台湾大学队辩论时，四辩蒋昌建同学针对台大三辩“荀子错了”的说法，指出：“你说荀
子错了就错了吗？否则还要这么多儒学家干什么？”
   ……这些都很好地起到了心理干扰的作用。心理干扰大多表现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道德修养人格力量的较量
   古人云：“有德不敌。”又曰：“人之情，心服于德而不服于力。”此理与争辩激烈的
辩论赛也是相通的。
   辩论赛以其独特的形式——唇枪舌剑的论辩，通过文化的碰撞，达到了解沟通，切磋技
艺，共同提高的目的。尽管有知、有智也有技，无德仍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我们深知到新加
坡参赛的队伍不仅代表了复旦大学，代表几百万中国大学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陆
人民。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熏陶，知名学府的培养教育，改革开放的影响，岂能没有出类拔萃
的气质、泱泱大国的风范？！
   我们从实践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要培养一支优秀的辩论队伍首先要培养好的思想作风，要
教会队员“做人”，做一个大写的、真正的人；要教会他们珍惜难能可贵的机会，懂得人生
拼搏的意义，要学会平等待人、积极进取、一丝不苟、胜不骄、败不馁……。老师们也深深
懂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王沪宁教授放弃、推迟了
自己出国的安排，身为顾问，实际上他全身心投入训练。俞吾金教授家住校外，每天提前到
校，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没有迟到过一次，自行车胎坏了，从半路上推着车走到
学校。林尚立老师推迟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批优秀的教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染着
每个辩论队员。教师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为了纠正队员们的某些不良习惯（有的是细
微未节的小事）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队员们有过委屈，有过不理解，有时还有点无所适从
。但他们毕竟理解了，自觉了，在新加坡展示了高境界的精神风貌，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
，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这段训练生活。
   再来谈谈尊重他人的问题。是否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是通过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反
映的。语言与表情动作只不过是思维的外衣，与个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本质、思维特征相联
系，这一切又无不与个人的道德涵养、人格水准有关。在通常场合，人可以通过理性控制自
己的情感、语言与表现。辩论赛的形势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一旦陷入困难境地，容易紧张
；自由辩论阶段，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精神高度兴奋。
   在这两种情况下意志与意识的作用相对减弱，容易受潜意识控制。所谓潜意识是人们在
不知不觉中，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本能的反应将直接地暴露一
个人意识深处的各种印迹，一个格调低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口不逊，贬低对手，讽
刺挖苦，甚至人身攻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攻击了他人的人格，实际也贬低了自身的
人格。
   在辩论场上自然也可能受到来自对方的侮辱，一个素有涵养的辩论员应以“犯而不校”
的态度对待，切勿以牙还牙。如果对方多次“故意”，则要不卑不亢，作有理有节的回击。
   一个人的道德涵养要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极不容易的，“滴水石穿”，牢固树立尊重
他人的观念，从日常小事入手，修身养性，纯洁灵魂，使思想情操、道德境界达到一个又一
个的高度，不断升华则是可能的。

结束语
   在此，我引用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３年８月３０日题为“复旦大学再度击败台大”
的报道中对比赛的一段评论作为我的立论“辩论是综合素质的较量”的证明：“事实上，复
旦队仍然承袭８８年时的特长。即学术底子较厚，言词清晰，临场反应迅速，整体呈现一种
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主控了会场的气氛。”
   辩论赛不仅供人欣赏，给人以启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优秀辩论员
的时候，所经历的艰苦与磨砺，所付出的汗水与代价将得到最好的报酬：知识、智慧、人格
……都得到了升华。
   最后，让我用席勒的一段话结束我的文章：
   你要看到事业垂成，
   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
   决不可因疲劳而静止；
   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
   必须开阔你的眼界；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审问追究到底。
   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
   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
   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

kk1921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
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
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
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
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
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
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
；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
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
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
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
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
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
。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
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
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
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
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
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
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
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
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
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
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
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
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
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
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
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
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
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
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
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
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
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
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
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
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
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
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
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
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
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
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
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
，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自
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
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
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
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
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
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
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
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
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
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
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
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
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
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
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
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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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看到事业垂成，
  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
  决不可因疲劳而静止；
  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
  必须开阔你的眼界；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审问追究到底。
  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
  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
  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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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智谋的较量
  近来不少朋友（包括不少从未看过辩论比赛的人）对辩论赛的形式很感兴趣，把复旦辩
论队看得很“神”：似乎随时随地，即使临场命题抽签，立即就能来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有
的还认为经过准备的辩论只是表演，完全没有比赛的味道。这实在是太大的误会。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亲士》）一场有欣赏
价值、能给人以启迪的辩论赛，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当的理论深度，缜密的逻辑结
构，翔实丰富的事实资料。这就要求辩论员具有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对所涉及的
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因此，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论员，也
只有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能登台亮相，达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论辩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共有七场比赛，辩题涉及经济、环境、现代化、卫星广播
电视、教育、人性、道德、安乐死、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可以想象其知识涵盖面之宽。
  八支参赛队虽都由清一色的炎黄子孙组成，但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思想意识
、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差异极大；即使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辩论员和辩论队学习、了解掌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历史、现状、主要学派、代
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论点，时空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古
博今，妙语连珠，谈何容易！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以专业为基础组织教学的学年（学分）制。近年来，市场经
济发展对教育有很大冲击，确实改造了一批老学科，但越来越讲“实用”和“实惠”，有些
学校专业口径越搞越窄，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被削弱，一些传统的基础课被削弱甚至被取消
。学生知识面窄，也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生没有学过“中国哲学
史”，对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盲”的程
度。即使少数涉猎面较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大赛对知识结构、文化积累的要求。
  此次组队参赛，经过层层筛选、专家面试确定了六名学生参加培训，针对大赛的需要以
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他们开设讲座；顾问、教练指
导他们阅读了大量教材、专著（按需要分为精读与泛读两类），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六名
同学底子较好，悟性较高，又肯下苦功夫钻研、博闻强记，不仅积累了知识，而且能够融会
贯通，恰当运用，基本到达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要他们进行另一场比赛，也还得根据辩题的需要补充必要的知识，
重复这样一个学习、消化、积累的过程。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优势的话，只不过就他们已有的
基础而言，这个过程可以比一般人短一些。
  然而，辩论的知识准备又不完全等同于做学问。对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应区分轻重缓急：
有的要学深、学透；有的只要提纲挈领知其要者；有的只需略知概貌。就拿我们参加的复赛
为例。根据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分析，需要了解的学科领域大致有：
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理论、管理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医学
、系统科学……等等。其中有的学科在辩论赛中是选手必备的知识，如中西方哲学、伦理学
、各个阶段的医学史等。就针对这一个辩题我们为学生开设了有关“基因学说”，艾滋病的
病因、病理、发生、发展、传播途径、研究进展、解决难点、世界各国及国际上建立的有关
组织、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讲座，队员们搜集了各种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了解
了医学中有关传染病，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内容；并以各地区、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方式、
同性恋的心理、生理变异等等作为辩论中立论时的辅助材料。通过对系统工程的了解，构建
了“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以系统工程力解决途径”的框架，提出了：“健康
者不感染，感染者少发病，发病者晚死亡，死亡者家属有保障”的治理、解决目标体系。正
是这种前期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使辩手在场上攻防有序，论辩达到一定的深度。
  “知有智，智有谋，力能任”。辩论比赛有如棋赛，需要有较高的发散（非线性）思维
能力。棋赛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高手可以走一步看几步，大师能以一步棋看大半
盘棋，棋圣则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境界。自然，辩论之中决不能说到哪是哪，抓话不抓
观点。本方固然有一套策略，但在陈辞的展开之中，迅速调动自己的知识，达到“聪者听于
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尽快抓准对方的“底线”，摸清战略、战术，分析多种可能，见微
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果断修改本方战术，这就是斗智。比赛场上谁能超前一步，谁就能掌
握主动，能保持主动权就能驾驭整场比赛。智谋就在于事先的谋略，临场的机智与适时的应
变。

柏金枫

高手的精辟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