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怎么界定这个“更重要”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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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怎么才能说A比B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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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里“生命”“爱情”“自由”之间的比较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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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吉安：谈利弊比较辩题之标准
缘起大一时参加法学院新生杯辩论赛，半决赛时碰到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产生了后来法学院辩论队的第一任队长沈夏明，第二任队长徐小奔，04级最终坚持下来的8名队员当中的李臻、何卿源。当时的辩题是“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采取99年自由人赛制。在进行第一轮自由人对话时，对方自由人李臻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请问对方辩友判断利大于弊的标准是什么？”我当时想也未想，就回答说当然是看利和弊何者影响更大，因为在讨论辩题时我和我的队友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后来比赛以3分之差败北，点评的师兄说正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立论中没有提出判断标准，失了先机，是打这类辩题的大忌，在后面的环节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对“要提出明确的标准”这个观点抱有很大疑惑，只是那个时候辩论于我一切都是新鲜，好不容易有前辈指点，那当然是前辈说什么，自然就奉行不渝了……
      在以后准备各种比赛的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利弊比较的辩题，而师兄师姐们也一再的强调，碰到这样的辩题，不提出判断标准几乎能说明这个辩手是十足的外行了。在去年国辩赛国内选拔赛的第一场，对阵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辩题是“在校大学生结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方又提标准之争。然而此时比赛打得多了，原有的疑惑却是越来越强了。为什么要提出判断标准？标准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有答案的。不提出判断标准那怎么进行利弊比较呢？想当然吗？标准的作用当然是符合标准才能说己方观点成立啊。所以当时在打这类辩题时，如果一方没有给出标准，那对手仿佛找到死穴一般穷追猛打，一些惯用的伎俩也是屡试不爽，比如“对方同学没有给出比较的标准却给出了比较的结论，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或者“没有标准却告诉我们利大于弊，是不是您说利大就是利大呢？”再或者“我方一再追问对方同学判断利弊大小的标准对方同学都不回答，是不是利处说的多就是利大呢？”而一旦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没有给出标准的一方几乎是输定了。“利弊比较辩题一定要率先提出判断标准”被各路辩手奉为无上的金科玉律，然而仔细推究一下，这样的做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金科玉律之下大家又是怎样提出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标准的呢？通常都是这样的，比如上面提到过的辩题“网络对于大学生影响利大还是弊大”，通常会这样提标准：网络是否有利于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如果辩题是“加入WTO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么所提的标准通常就是：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辩题不同，但所提的标准大抵如此，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标准合适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仍然以前一个辩题为例，乍一看，“网络是否有利于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当然是可以作为标准的啊，因为符合这个标准，是促进大学生的发展当然不就说明了是利大于弊吗？反之，不符合自然也就意味着弊大于利啊。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了，其一，有促进作用就一定意味着利大于弊吗？为什么不会是“有利”呢？当然，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坚持矛盾论的几家之言回答：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当然结果就是利大于弊，怎么会是单纯的“有利”呢？辩论场上基本都是在说一家之言有理或是数家之言有理，那么我们姑且认为这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其二，这样一个“标准”应该是衡量的标准还是我们论证出观点之后理所当然的推导结论？为什么不是我们先论证出了网络对于大学生影响利大于弊，然后再推导出结论——网络能够促进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呢？或者说我们所要论证的立场实际上根本就是可以跟这个所谓的标准划等号的，也就是说论证“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跟论证“网络是否促进大学生的发展”根本就是一码事，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那么我们不妨再这样问，判断网络是否促进大学生的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自然也可以说标准就是“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还是弊大”，如此，何谓标准？意义何在？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是当初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了打这类辩题或说是讨论这类问题就必然该提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标准，有人这样说了，成习惯了，我们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了。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又是如何应用自己提的经得起推敲的标准的呢？前文已经说过一方给了标准另一方未给时常见的情况，下面再来谈谈两边都给了“标准”时的情况。要么是双方执着于标准之争，互相指责对方标准有误，但是争来争去，往往在赛后点评时被人说成“你们的标准不是一回事么？只是话说的不同罢了”，或者双方所谓的标准只不过是毫厘之差，也可能真的差别很大，那么仍然是拼命指责对方同时誓死捍卫己方的标准，甚至整场都纠缠于标准的问题，对于辩题应该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反而根本不提，所以在赛后也往往被人说成是“局限于标准，使得比赛毫无意义”。实际上我倒不认为是局限于标准，因为如果要提标准是个真理的话，那么标准就成了论证辩题的前提，标准如果被人攻击了而不能捍卫，那么在一个“错误”的标准之下又如何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场比赛陷于标准之争就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值得同情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给的标准都差不多，彼此默认，那么这时候的标准又是被如何应用的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标准弃之不用，不过在立论时提一下而已，整场比赛再也听不到了，了不起在结辩时似是而非的说一下以上种种，显然是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于是我方观点自然就成立了。还是前文说过的问题，这时候也完全可以说“以上种种，显然我方观点成立，于是自然可以推出符合我们的标准了”。由此来看，这个标准问题实在是无聊得紧，荒唐得紧……
      然而还有一种惯性思维在作祟，那就是每人心中一杆秤，自己不提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标准，又如何谈利弊呢？是举出利处有三四点，弊处只有一点，就能说明利大于弊吗？那显然也不是，这点在场上也成了套话，经常被人用“是不是利处说得多了就证明利大于弊”来恶心。那既然这样，是不是说明我们仍然需要提出一个标准呢？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中是如何谈利弊的？当然是把自己认为的利都讲出来，弊也谈出来，在利弊都摆出来的时候自然就能理性的判断利弊大小了，这里面是利弊数量、程度、缓急等等的综合博弈，而这些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自己所要谈的利弊之中，而别人如何否定你的观点呢？要么是全部否定，你说的利我不觉得是，你所说的弊我认为不能称其为弊，或者你所说的利很可能转换，你所说的弊很好解决，也有可能是在部分肯定你所谈的利弊前提下进行上面的工作，如何得出结论呢？仍然是上面所说的暗含在自己所谈的利弊本身的数量、程度、缓急等等的综合博弈，不服则说服之，这才是谈利弊问题的本质，而不在什么题目转换似的标准游戏。我们再想一下诸葛亮赤壁之战时，前往东吴向孙权、周瑜陈述联合抗曹之利弊，诸葛亮没有给出标准，而是直陈利害，舌战群儒时反对孔明者也没说诸葛没给标准或是标准不对，而是不承认诸葛所说的利，也反对诸葛所说的弊，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按照辩论赛的做法，那么诸葛亮提出的标准八成该是是否有利于东吴之前途命运？这不是废话么？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一个问题，换个说法”罢了……
       如果还有人认为就是应该提出标准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应对一切利弊辩题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我相信这样一个标准绝对可以衡量一切问题，然而这个或是这类标准本身不就也是个问题么？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更加使得辩论彻底沦为游戏了……
      那么抛开标准，利弊辩题我们该如何打呢？还是回到了我们所讲的辩论是打给谁的。搞辩论的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辩论是打给观众和评委的，因为对手无论怎样处于劣势总还是会誓死捍卫己方的立场的。所以我们打这类辩题其实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仍然是摆出利弊，渲染之，找详细材料佐证之，然后力求说服之,是要通过自己的展示让大家接受你的这个博弈过程。标准，实在是该让他见鬼去了……

skysnow

这个如果要具体的说，只有对应到具体的辩题里面了。
如果粗略的讲的话，就要有个比较的平台，而不同辩题里平台也会不一样。另外，不能从A决定B或者A是B的基础，就说A比B重要，因为谁决定谁通常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的东西，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而基础性的话，有一个最大众的例子，地基和上面的楼层，你能说地基比房子重要还是房子比地基重要么？都不可以的~
然后如果要举例子比较重要性的话......我们之前有个题目，高考选专业应更注重自身兴趣还是就业市场。我们标准就定为哪个更利于个人发展（或者迎合社会需要什么的）哪个就应更注重。大概其实就是一个重要性的比较问题了~（暂时想不到其他的，先拿这个顶着~~~）

liuowen29

简单的说 重要包含了三点有意义有作用有价值
去论证更重要 就是在什么标准下更有意义 对什么更有作用 或者价值更大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