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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辩论的困境与突围
——写在央视抵澳选拔之前
台北，第三届亚太华语大专辩论公开赛刚刚结束；北京，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已经进入到了国内高校网络选拔赛的最后阶段；而远在墨尔本，华人学生们也仍然相信辩论是拓展知识和锤炼口才的最好方式之一。
1993年，复旦大学的辩手们举起了国际大专辩论赛胜利的奖杯，这一刻宣告了中国辩论“黄金时代”的到来。辩论，像一阵风，迅速吹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蒋昌健，姜丰的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高校学子们的精神偶像。 14年，时间过得真快。
崭新的话语方式 93年复旦大学的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话语结构。内敛、谦逊的中国人，也能够如此这般，在大众面前，自信而潇洒的侃侃而谈。中国人，对于辩论其实并不陌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众对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口若悬河的形象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是在93年，这样畅快淋漓的表达，这样剑拔弩张的博弈，竟然在电视上出现了，人们在那个夏天，享受着这种清晰，自信，而又机智的表达所带来的快感。 虽然在今天看来，93年辩手们的表现未见得达到了华语辩论的顶峰，甚至也有不少明显的毛病，但这丝毫没有妨碍辩论在那时，变成了大陆高校中的流行话语。而随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电视媒体，先后举办的全国性辩论赛事，更是持续了这样一种华语热情。但与此同时，辩论也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话语方式，动辄康德，黑格尔；还有几乎成为习惯反射的技巧性问答。 直到大约2001年。 2001年的武汉大学，在新加坡，把华语辩论在言词运用和技术演绎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在此之后，华语辩论的热度开始明显地大幅回落，与之相关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聚光灯下的辩论赛，几乎把为高校获取名声作为了第一目的。辩手们接受专门的培训，高校领导动员，知名教授授课，其功利色彩愈发浓郁，高校的学术与财政资源可以向参加比赛的辩手们倾斜，这使得辩手几乎成为学校中的特权阶层，也成为了高校牟取名利的工具。 与此同时，社会上对这样一种93辩论的话语方式已经产生的明显的审美疲劳，对各大辩论赛事的关注程度亦大不如前。此后，中央电视台在其举办的辩论比赛中，试图以变换赛制的方式重新唤起人们对辩论的兴趣，但是效果徒然。央视也于2006年停办了已经沦为鸡肋的全国大专辩论赛。其实仅仅对赛制进行修改，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这只是动其皮毛，而没有涉及问题的要害。 那问题的要害又是什么呢？
西方路径和中国话语
93年复旦大学虽然开创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后的辩论话语由于对93年这一单一经典的反复模仿，话语表达又重新走向趋同。对历年国际和全国大专辩论赛作以观察，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立论，都是依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路数：在现代化中遭遇虚无；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西方马克思；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等等，所有的立论框架几乎都仰仗着一套影影绰绰的西方背景，从而导致辩论在的话语内容上的狭窄。辩论，变成了一种西方文本的逻辑推演和知识轰炸；概念，权威，经典，学理，这一切构成了辩论中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这样非此即彼二元两分的判断力，所有命题都机械地转换成了科学问题，辩手们营造着一个先验而自我的理性世界，把自己打扮成为“真理代言人”的姿态，辩论赛充斥着霸权意识，绝对的演说和宏大的宣讲，完全不在乎辩题固有的片面，也破坏着这种由“两个片面”构建起来的辩论的两难结构的未知魅力。同时，这一套依赖逻辑理性论证方法，搁置了本土资源和中国文化，使所有比赛都有机械性，雷同感——因为在证明的方法论上，大家“不约而同”。这里雷同的绝不仅仅是西方学理，更是西方思维。而这种理性过强的趋势也被99年的西安交大演绎到了极致，而这也必然导致了辩论的在表达方式上的高调和古板，这其中虽然也有诸如99年国际大专辩论赛新南威尔士大学被称为“戏辩”的突围，但那种轻松搞怪的话语方式最终仍然被主流话语淹没。加之多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评委班底，守旧呆板的权威意识，单一僵化的经典模式，再加上一个个远离生活的抽象辩题，这些都加剧着这种以93辩论为结构模板，以西方理论为表达路径的辩论方式的僵死和失去质感。 直到2003年，台湾世新大学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其队员黄执中，以一种久违的话语方式，在具体情景中呈现知性，把辩论议题转化为设身处地的伦理选项，使华语辩论重新生动起来。黄执中的表达，以其直观具体的说理和感性明白的生活经验，把逻辑演绎成了说服，没有非此即彼的理性判断，而是在中庸的法度中感悟鲜活的现实生活。设身处地的研讨，善解人意的言词，追求一种在情景知性中的相对合理性，使人们再次感到了一种聆听辩论的舒畅。在内容上，黄执中放弃了大篇幅的学理演绎，将长句变成短句，把字字珠玑变成娓娓到来。他的成功，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成功，是话语方式从西方路径向中国话语转换的成功，也是对华语辩论困境的又一次突围。 作为听众的中国人，当然相信理性的力量，但却更愿意皈依感性的性灵，这是由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精神决定的。这里不是说不要理性，而是面对理性过强的辩论结构，中国人存在文化心里上的认同障碍，而理性过强，也会同时消解人们观赏辩论的愉悦感受。辩论，不仅仅应该具有捍卫真理的科学精神，也应该具备扣问良知的人文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讲，辩论是求真的，但也应该是求善的，唯有求善的辩论，方能将机械刻板的科学理据化为振聋发聩的犀利和春风佛面的清爽。 我们不是厌倦了辩论，而是希望多元而丰富的话语方式能够在辩论中予以呈现，不要让辩论成了把套话和空话作艺术加工的语言工厂。个性化和多样化，是语言表达类节目的内在生命，如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的成功，不也正好说明了一个以东方话语为背景，以个性表达为路径的话语方式的胜利吗？ 社会变迁与多元文化 曾经在上海参加上海高校辩论类社团年会的时候就表达过的这样的意思，那就是93年国辩时候的万众瞩目其实不是电视辩论的常态，那个时候，由于人们的娱乐活动十分很有限，人们对新鲜事物由于陌生而愈发会感到新奇，更何况是中国队伍是在外域获得了一场颇为重要的文化胜利。猎奇心理被大众传媒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放大，与此产生的扩散效应也是完全正常的。 而今天，大众传媒迅猛发展，我们身处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中，这种文化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多元，但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快感文化”。新奇，刺激，悬念的结构布局；瑰丽，唯美，时尚的审美格调；草根，随性，个体的价值期许；加上青蛙变王子，灰姑娘变公主的浪漫想象，构成了当下流行文化或者快感文化的主体构架；这样的文化形态有他的优势和现实意义，但弊病也很明显，那就是让整个社会大众陷入了只梦想而不思考，只追风而不反思的时代，陷入一个远离思想的时代，一个拒绝深刻的时代，一个解构崇高的时代，一个问题到处都是，但是思辩却悄无声响的时代。 我们可能误解说因为文化多元所以人们对思辩的关注被分散了，所以关注度（収视率）随之下降。其实错了，越是在多元的社会，各种价值观和诉求才越有可能产生碰撞与摩擦，反而激发的思辩精神的无处不再。所以我们的当下的社会不是多元，至多算是有限的多样。看似个体价值的呈现方式逐渐多样，但事实上占据社会思想垄断地位的还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流行文化。其他诸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族群文化，阶层文化等等还处在尚未勃发的阶段，因而导致我们在文化多样性和思想自由度上尚未形成一个充分的“观念的自由市场”。 我们在现代化上走得很快，但是在文化多元化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辩论人，团结起来
在西方，辩论能够被很好的普及和推动，事实上除了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原因外，和辩论人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在美国，辩论人对辩论问题的追问和探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框架——口语传播学。在日常交际中，共同的爱好和梦想，使得辩论人联合起来成为可能。成功的辩论人有向后辈传经送宝的担承，这不仅仅是在培育新的辩论人，更是在向受众传递辩论的功用与价值；成功的辩论人有向社会推广辩论，并且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辩论开拓新的社会空间以延续或扩大辩论生命的责任。辩论人都深知辩论的功用与价值，都能相互体谅辩论中成功与失败的感受，都有着可以分享的生命历练，所以辩论人有可能，有必要也应该团结起来，形成推动辩论的合力，形成事业互助的团体，形成情感沟通和经历分享的渠道，形成辩论人的命运共同体。 毕竟，辩论是我们共同的背景。
辩论也是生产力
当然，除了话语结构的改变，社会文化的多元和辩论人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外，华语辩论所面对的制度性困境是不能忽略的。“空谈误国”，如何让学子们的讨论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自我消耗而是真正对国家与民族有所助益呢？ 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参议员，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念书时都是学校各种辩论活动的常客；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先生，亲民党前主席宋楚瑜先生，大学时代也常常参加辩论比赛。在美国的一份以160名国会议员，州长，最高法院法官和白宫幕僚官员为对象的调查中，62.5％的被调查者在大学期间参加过竞赛辩论，而在这约100名的前辩手中，被问到辩论赛的经历对今天成功是否有帮助时，其中90人选择了“非常有帮助”和“有无法估计的帮助”。
辩论具有思考的品性，但是作为民主制度的技能基础，辩论还应该具有实践的品性。我们可能知道民主社会的建立需要有理论基础，有民意基础，有经济文化基础等等，这些好像都是一个个宏大的叙事。但是事实上，除了这些抽象的欲言非言，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行也需要社会公民具有具体而微的实在技能，从而才能够驾驭和推动民主制度的运行。而辩论，就是在这些民主技能中，重要而基础的部分。让辩论不仅仅和日常生活对接，也与民主决议相伴，让辩论成为具有现实延展力的技能习得，而不是仅仅关注对抽象宏大的学理问题的讨论。比如，对法案的表决和政策的听证，应该设定有直接的辩论环节，而不是简单的发言环节；在博弈中产生政策，在论辩中酝酿民主；而这些都会使得包括华语辩论在内的中国语言生态大大改善。 所以，虽然政策性辩论的意识和方案的引入对华语辩论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基于以上的种种考量，将华语辩论突围与新生的重任完全寄希望在以西方话语为表达方式的政策性辩论的引进上，这无疑是天真的。更何况央视今年的所谓政策性辩论，由于规则的设置，话语的限制，网络视频的技术节制，也至多算作伪政策性辩论罢了。
从不能辩论到能够辩论，无疑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但同时，从能够辩论到能够就什么问题展开辩论，能够用怎样的话语方式进行辩论，将体现更大的社会进步。
所以，华语辩论的突围与新生，有赖于全社会话语系统的创造性进步，有赖于辩论话语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有赖于辩论语境逐渐从“西方科学世界”向“中国性灵精神”的慢慢回归，有赖于具有共同背景的辩论人们的团结与共进，但更有赖于，我们对在辩论语境下方能成长的民主方式的逐渐习惯。 而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改变，绝对不仅仅有利于辩论本身！
2007年8月于墨大法学院
作者：熊浩 墨尔本大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usechgfonte][/watermark][br][br]-=-=-=-=- 以下内容由 bearhow 在 2007年08月23日 01:31pm 时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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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3 13: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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